，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了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局部炎症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地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
“局部炎症吗，夫人？”
“废话！”姨奶奶说罢又把耳朵塞上了。
齐力普先生这下再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得坐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呢，夫人。”
“呸……！”我姨奶奶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又把自己耳朵像先前那样塞了起来。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了，从职业的观点来看，几乎闭过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那侧耳朵的棉花扯出来后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嘘……！”我姨奶奶只发出这种声音。这种无礼的待遇使齐力普先生觉得绝对忍受不了了。他后来说这简直是存心让他精神崩溃。在人们再来请他之前，他宁愿坐在又黑又当着风口的楼梯上。
第二天，汉姆·皮果提报告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碰巧又在客厅门口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被正激动得踱来踱去的贝西小姐瞥见并一下抓住了，他这下可没法跑掉了。汉姆进过免费的国民学校，对教义问答回答得挺不赖，所以可以算是靠得住的证人。他说，楼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其它声音，当这些声音变得很大时，那女士就一把把他揪住，把他当作供她渲泄过剩的激动的出气筒那样；他说，据此可以推断，那些棉花并不能挡住楼上的声音。他还说，那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一样。女士摇晃他，抓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衣领，塞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他的耳朵和她自己的耳朵一样，还抓他，打他。他自己的姑妈证实他以上所述属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