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他提出了各种主张鼓吹各种政策，在他的桅杆上钉着各种旗号的旗子。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一个无动于衷的财政大臣，只偶尔在正文需要时插进一两声。“听，”或者“不！”，或者“哦”什么的，这时狄克先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乡绅）也往往同时用力发出同一信号。只是由于在这种议会生涯中，狄克先生因为总要受到那样的指责或要对那样可怕的事承担责任，他精神开始紧张起来。我相信，他开始真的害怕他确实蓄意破坏过宪法或危害过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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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人均为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有的还兼剧作家、演说家。
我们这种辩论常进行到时钟指示夜半时分、蜡尽灯灭之时。由于经过这么好的练习，我渐渐能跟上特拉德尔的快慢了，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丁点我记的是什么，我也十分得意了。可是，记完后我再读我的笔记时，我觉得我写下的像是许多茶叶包装盒上的中国方块字，或是药店里那些红红绿绿的瓶子上的金色呢！
只好再重新来，别无选择。这让人很难为情，但我还是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回头重干起，又像蜗牛那样辛辛苦苦、循规蹈矩地重新在那令人厌倦的同一地域爬行；停下来认真地从各个方面来研读那艰涩的每一点划，我用了最坚决的意志使自己能无论在哪儿见到那些难以捉摸的符号都可辨认。我一直按时到事务所，也按时到博士家；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像拉车的马那样苦苦工作。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博士院时，看到门里站着斯宾罗先生，他样子极严肃还正在自言自语。由于他的脖子生得短，加上他又总把自己衣领浆得硬梆梆的（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他总叫头痛，所以我起初也以为他又在那方面不适了，不免有点吃惊。可他马上就解除了我的这种感觉。
他不用惯有的那种热情回答我的“早上好吗，却用一种很疏远的冷漠神色看我，冷冷地邀我和他一起去一家咖啡馆。那时，这家咖啡馆有一扇门直通博士院，刚好就在圣保罗教堂的小拱道内。我跟在他身后，忐忑不安，浑身发热，好像我的忧虑正在发芽出土。由于路不宽，我让他走在前面一点，这时我看出他昂着头，那神气好不傲慢，令人绝望，我担心他已察觉了我和我的朵拉的事。
就算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没这么猜，当我跟着他走到楼上一个房间里，看到那里的默德斯通小姐时，我也会明白原因了。默德斯通小姐靠在食器柜的后面，柜架上有几个倒过来放的无脚柠檬杯，还有两个四周稀奇古怪的盒子，它们通体都是棱角或供插刀叉用的凹槽。
默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伸给我，同时僵硬地坐在那里。斯宾罗先生关上门，叫我坐下，他自己却站在火炉前的那块地毯上。
“默德斯通小姐，”斯宾罗先生说道，“请你把你提包内的东西给科波菲尔先生看看吧，”
我相信，这正是和我小时候那同一个钢口铁牙的提包，关起来时就像咬牙切齿一样。嘴像那提包一样紧闭着的默德斯通小姐把包打开，同时也把嘴略略张开，从包里拿出了我给朵拉最近写的那封充满热烈情话的信。
“我相信，这是你的笔迹吧，科波菲尔先生？”斯宾罗先生说道。
我发热了。我说“是的，先生”时，我觉得我听到的不是自己的声音。
“假如我没猜错，”斯宾罗先生说道，这时默德斯通小姐又从她的包里拿出一扎用极好看的蓝缎带捆着的信，“这也是你写的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怀着再畏怯不过的感觉从她手上接过那些信来，看到在顶上面写着“从来就是我最亲爱的属于我的朵拉”，“我最爱的天使”，“我永远最珍爱的”等这类字样时，我的脸刷一下红了，并低下了头。
当我机械地把信交还他时，斯宾罗先生冷冷地说道，“不必了，谢谢你！我不要夺走你的这些信。默德斯通小姐，请往下说吧！”
那个文雅的人沉思着看看地毯，很刻毒地说道：
“我应当承认，在大卫·科波菲尔这件事上，我已对斯宾罗小姐有过一些时候的怀疑了。斯宾罗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注意了他们；那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不佳的。人心的邪恶是那样——”
“小姐，”斯宾罗先生插进来说道，“请你只说事实吧。”
默德斯通小姐垂下眼帘摇摇头，好像对这不客气的打岔抗议一样，然后苦着脸儿，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说道：
“既要我只说事实，我就只好干巴巴地陈述了。也许应该讲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