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家是富豪。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考上大学借此而跳出“农门”，但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深埋心底的自卑，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找一个和自己相同身份的干部或者降低标准去恋爱一个工人，而是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女结了婚。更为糟糕的是在仕途和事业中没有人能够帮他一丝半点的忙，反过来向他伸手的人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而马宏楠又天性豪爽，扶危济困，孝顺而顾家，没几年就欠了一屁股的债，虽然数额不大，但靠他那点工资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他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没有什么特长——假如跑得快的话，还能当个运动员，说不准还能出国参加比赛；假如天生一副好嗓子，说不定也能成为歌星；假如能写得一手好字，当个书法家也是蛮不错的；假如画的好，一幅画也卖不少钱哩；假如长得酷，完全有望成为影视明星，最起码做“鸭”也能傍上几个富婆或富姐；唉！要本事没本事，要长相没长相，要特长没特长，天生就是个“绿叶”的命。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才衬托出别人的地位、富有、才干和英俊。
在这世上活了近四十年，不能完全说命运没有垂青过他，而是他自己没有能够把机会牢牢地抓住。在他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写了一篇专业论文，结果在全国专业学会年度论文评比中获了头奖。年轻的他和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为本省的代表赴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当时，整个单位为之哗然。一把手说他解放战争时期扛上枪，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眼看着就要离休了还没有上北京开过会，而马宏楠才工作几年就去中央开会，了不起啊！为此还专门召开职工大会，号召全单位特别是年轻同志要向马宏楠学习。有人开玩笑说马宏楠那小脑袋还装着宝哩！当马宏楠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后，他不顾天黑不听那位教授的劝阻，搭乘地铁捂着心口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下边，在纪念碑前，他一个劲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自己从小在电影中、在电视里、在课本和画报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吗？自己梦寐以求、多年的愿望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吗？”他在天安门广场转啊转，实在累了就坐下来歇一会，接着又转；他几乎想喊，几乎想唱，甚至想做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涌上他心头。回到酒店，已经后半夜了。他还是第一次住这么高档的“旅社”，不会开灯，不会关电视，进了卫生间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一看到漂亮风度的女服务员就会感到惶恐，一听她们纯正而流利的普通话，他就会因结巴得说不出话来。在研讨会上，面对着那些北大、清华、人民大学、政法大学的教授和中央人###制委员会的委员；马宏楠的眼睛瞪得鸡蛋样大，看着他们的脸孔和脑袋想着他们到底和常人有何区别？除此而外，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在饭桌旁，在高级小轿车内，他总是显得手足无措、诚惶诚恐，他深深感到自己根本就和人家不是一拨人，不知怎么搞的竟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听人家的议论和观点，他有时反而想笑，觉得怎么和基层的实际对不上号？他想：“这大概就是超前理论吧！要么，就是自己听不懂？管他呢？这次回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北京？还不如趁此出去逛逛好哩！”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琉璃街、香山、人民大会堂等等等等。而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毛主席纪念堂。“这就是毛主席呀！”自己上学的第一天认识的几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在以后的六、七年中自己不知高喊过多少次“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才活了八十三岁就死了。公元一九七六年秋，多少人撕心裂肺的痛哭声犹如刀刻般存留在他的记忆里。凭他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马宏楠认为对毛主席的所有诋毁都有失公正。在他看来，个人崇拜不是搞出来的，是天长日久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个领导你说让大家崇拜你或者你说不要让大家崇拜你，崇拜不崇拜，这是民众自己的事，而且也经得起历史的冲涮。马宏楠不是一位历史家，也不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普通人一样，认为毛主席毕其一生都在为劳苦大众着想，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从北京返回省城，他猛然感到省城的楼房怎么都在横躺着，而脑中北京的楼房都竖立着。从北京回到省城，犹如从省城回到家乡县城的感觉。难怪人们都想方设法地进北京呢？
回到单位后，马宏楠一下子成了红人。先从车间调到了机关，紧接着给领导当了秘书，后来竟有姑娘和年轻的女人给他暗送秋波，大家一致认为马宏楠前途无量。但凡是有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有嫉妒心红眼病和派系斗争。马宏楠却傻蠢傻蠢地既不知在政治上紧跟一把手，也不晓在经济上给一把手送礼行贿，却憨不叽叽地和一个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