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太平洋岸边，从我上班的地方到连着太平洋的海湾也就几个街口。
两个本土的洋女人辞工之后，露丝玛丽就是店里资历最浅的了，似乎谁都可以差她去做点什么。不过，人家话都说得很客气，“If you don’t mind……”（假如你不介意的话……）琳总是这样甜甜地跟我说。对于新移民集中的温哥华，工作机会总是僧多粥少，大把人在门外排着队，我能MIND吗？我来这里刚一个月就碰到不少移民亲自来送简历和求职信的，几位华裔女性都是鼻梁上架副文绉绉眼镜的。
琳是助理经理，经理不在的时候，她就不断地发出指令。当然永远是带着甜美的笑容的。即使她说你的不是，说完之后还是不忘送上一个一如既往的笑靥。不过我知道如果我拒绝琳的话，经理马上就知道了。一位突然辞职的西班牙裔女孩曾跟我说，跟琳搭班可不要放松神经。实在没事情做，就把货架上的衣服弄乱再重新叠好重新摆放；或者随便擦擦什么地方，总之别让她觉得你闲着。
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11）
于是，露丝玛丽一会儿被叫去裁缝那里取回给客人修改的衣服，一会儿又被差了去把那件美国客人要求邮寄的大衣装箱打包送到邮局，刚转回来躲到柜台后面把一只脚从高跟鞋里拔出来舒展一下，那可怜的脚刚刚要落到地毯上，就又听到叫露丝玛丽：如果没有事情做的话，就去擦擦玻璃架子上的灰。
鬼才看见灰呢！宇秀心里恨恨地想。
真的，我家那书架上的灰都快可以写字了，还没顾得上擦呢。搬了新家都快两个月了，一个个纸板箱还堆在客厅和书房里，像卸在码头上的货一样。打开的几只书箱里的书一摞摞地摊在桌上和地板上。一想到那些书，我心里就很烦，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在书房里坐定下来了。以前在上海单身时候的家里，一面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一面墙的工作台放着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文稿等，还有一面墙贴满了各个杂志社的稿约和待写的文章标题。而现在的冰箱上贴着的是皮草店上班的时间表，露丝玛丽的名字蜷缩在那些小格子里，名字后面注明着钟点。
突然想起许多年前的令我羡慕又叹息的校友。
她是当年大学里的一位高年级女生，人长得白白净净像朵水莲般娇羞，常常和一个风度很好的数学系男生牵着手走在校园的林阴道上，后来两人都读了博士，那漂亮女生还是当初国内屈指可数的美学博士呢。再后来两人都去了美国，但彼此分道扬镳。据说那男生在专业领域里谋得蛮体面的职位，那美丽女生就在花店里卖花。中国的美学女博士在美国的花店卖花的消息传到国内同学的耳朵里，有人扼腕叹息，有人戏谑说，美学与鲜花还是有点关联的嘛。我当时很替女博士伤感。
宇秀托着卖皮草的露丝玛丽的下巴沉思的时候，心情比当年听到女博士卖花要复杂得多。当年为女博士卖花而伤感的心情，现在想来是很幼稚的。作为露丝玛丽所学到的、体验到的，包括那些难堪的经历是以前的宇秀不可能想像与体会的。有不少时候我庆幸自己现在是露丝玛丽而不是宇秀，正因为是露丝玛丽才可以承受那些不堪的时候。
皮草店没有设专门的收银员，因为这里不像超市或杂货店人家排着队等付钱。销售小姐要自己收银，轮到任何人晚班都要自己在电脑里轧账。露丝玛丽最怕数钱，一是加币的五分硬币居然比一角硬币要大，两角五分的硬币与五分也很像，常常令露丝玛丽脑子短路。二是用英语数数的时候，数字一大她就糊涂了，非得在心里翻成中文才确定。其实，当她是宇秀的时候，每每购物人家找她零头时，她从来都不数那些零钱，只要大数不差就行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大方，主要是因为她心算很糟糕。如今却不能差之毫厘。露丝玛丽常常数了两三遍，竟然结果都不同，不是多出一元，就是少了一分。有一点她实在是不敢让店里人知道，她一数营业额的时候，脑子就莫名其妙地开小差，开到很遥远的地方，开到露丝玛丽是宇秀的时候。
那时候宇秀做电视导演和制片，没少跟投资方谈合同，当然要谈到钱，但那时候有人具体数钱、管账，不需要宇秀去做这些琐事，宇秀要考虑的是思想是艺术。但是现在没人需要露丝玛丽考虑那些有关思想和艺术的上层建筑的事情了。
来皮草店上班的第一天就与经理搭班。一开门，经理就让露丝玛丽去数两只收银抽屉里头天晚班预留的金额，然后在计算器打出的单子上签名。露丝玛丽数了两遍却不是同一个结果，急得鼻尖上汗都渗出了。经理看了看计算器里打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