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
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
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
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
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
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
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
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
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
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
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
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
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
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
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
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
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
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
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
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
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
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
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
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
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
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
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
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3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
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
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
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