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学校当老师，老师是你的面具；在家中为*子，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个人碰到不同的对象，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着调整。这是西方人的观察，儒家也一样。一个人怕就怕一辈子都不真诚，一直在演戏、做秀，玩儿假的，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儒家讲“仁”，从“真诚”开始，不虚伪，不掩饰，犹如赤子之心。《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真诚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使人进入社会立身处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现而忽略内心真实的情感，难免流于形式主义，装模作样，正好丧失了礼乐的真正目的——让人有适当的途径去自我实现。
“真诚”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我要普遍的对每一个人都真诚；二、我的真诚也要看对象，什么样的对象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用真诚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记内心的真诚。譬如我在学校教书很久了，上课也会巧言令色，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但我的心是真诚，是为了让学生愿意听。因此，只要能做到从真诚出发，巧言令色不是问题。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动”。人活在世界上，从小时候开始，大部分的行为都是被动的。父母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老师教我们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我们被要求守规矩，按原则，一切都纳入规范。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督促我们了，我们还会主动去做好事吗？很难讲，说不定只要没人注意，我们就胡作非为了。所以，一个人是否做到主动行“仁”，关系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是被动的，什么事都要别人看着、管着，那你是在应付别人，万一出了事，也会找各种理由、借口。孔子有一句话叫：“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机会离我很远吗？不是的，只要我愿意，“仁”立刻就来了。譬如我坐公车，上来一位老太太，我愿意让坐，立刻就可以“行仁”；我过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帮他一把，马上也是“行仁”。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别人来往，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行仁”，但是必须从被动变主动，成为自己愿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价值。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一个人要行仁，须从自己开始，而不能从别人开始。别人不能帮你行仁，或强迫你行仁。如果是别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别人的意志工具而已。所以，行仁需要有个主体性——就是你自己，主体性确立之后，才能有主动性。
综上所述，儒家所讲的“仁”有两个要求，一是真诚，二是主动。当这种真诚而主动的力量出现之后，就是孔子所谓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严和价值会被不断地展现出来，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2。行仁与为善
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善与恶是我们都熟悉的概念。有人问，既然儒家叫我们行仁，那么行仁与为善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同样的意思，或是说有不同的内容？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没有好人？当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这样的话，孔子又何必另造一个“仁”字来鼓励大家呢，直接讲“善”不就行了吗？可见，行仁和为善还是有差别的，关键差别在于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会的规范或别人的期许，但不见得知道为什么要做好人。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事，牵涉到人性是什么的问题。
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立场，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这些年以来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没有说过人性是什么呢？没有明确说过，但他隐然接受的信念则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吗？如果是性本善，应该说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个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领导者体现出善行时，老百姓自然闻风景从，说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趋向。因此，“仁”这个字，虽然离不开“善”的含义，但不仅仅如此，孔子的“仁”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名词，指涉动态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时也指涉动态的人之道——择善固执。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