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焉耳乎”（《论语·雍也》）；还有一次明指耳朵，“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耳朵里面充满了音乐的旋律；第四次就是“六十而耳顺”了。由孔子自述生平的其他各阶段来看，如“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他在《论语》中反复声明的题材，唯独对“耳顺”却无一语提及。
再看孔子六十岁前后所做的事情，跟耳朵没有任何关系。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到处奔波。有一次子路清早进城，守门人问他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的。”守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可见当时有很多人用“知其不可而为之”形容孔子。为什么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去做呢？因为要顺天命。
孔子有一次到了卫国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叫做“仪”。“仪封人”，也即这个地方的封疆官员，想跟孔子见面。谈完之后，这人出来反而安慰孔子的学生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各位同学，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官位呢？天下混乱已经很久了，上天要以你们的老师孔子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古时候有金铎、木铎，金铎是金口铜舌，里面的铃铛是用铜做的，敲起来声音刺耳尖锐，一般用于军事作战。木铎是金口木舌，声音钝钝的，代表宣传教化。仪封人说，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代表教化百姓正是孔子的天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两次生命遇险，也都诉诸于天。第一次在匡，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上天如果还不让我们的文化消失，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第二次在宋，司马桓魋要杀害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呢？可见，孔子对自己是在奉行天命充满信心，有恃无恐，认为你们不能对我怎么样。这正是他基于知天命、畏天命，而表现的顺天命。因此，“六十而顺”是在顺天命，跟耳朵完全无关。如果这些还不能证明的话，可以看原文，每一句“而”字后面都是一个动词：而志于学、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六十而”后面又为何多出一个耳朵呢？实在令人费解。
《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易传》这些早期的儒家经典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两个字。孟子特别喜欢学孔子，如果耳顺是孔子六十岁的境界，孟子没有理由不去研究发扬。但孟子只说顺天命，易传里面也同样提到顺天命。顺天命的观念在古代是可以理解的，“顺”是下对上，譬如顺父母，顺国君，顺长辈这些。前面讲得很清楚，五十而知天命，后面就要顺天命，顺着五十岁所知的天命。
我在荷兰有一次主持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一位学者对儒家也有一些研究，我跟他说这个“耳”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六十而顺天命。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最后加了一句，说我们外国人认为“耳顺”很神秘，愈神秘愈好，因为很多人觉得你神秘的话，就可以猜测。确实有人猜测“耳”与圣有关。在繁体字中，“圣”（繁体圣）字从耳从口，可见必须耳从口直，才可成圣。如果这种解释对的话，那么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岂不等于自行宣称是个圣人或至少接近圣人了吗？但孔子明明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朱熹用心良苦，认为耳顺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四句话值得推敲。“声入心通”是说听到什么都懂了，其实这只是“不惑”。“无所违逆”，所指不论是自己的感受或对别人意见的反映，都难逃“乡愿”的批评。“知之之至，不思而得”可参考《中庸》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也是把孔子当成圣人。后代的学者当然可以把孔子当成圣人，但是孔子自己断然不会认为自己在六十岁就抵达了圣人的境界。他由“志于学”着手，所学之具体内容为礼，故“三十而立”是立于礼。立身处世与人交往，四十岁明白人间应行之事的道理，所以不惑。然后，下学而上达，对个人命运及使命得到透彻的体认，是谓“知天命”。接着，六十而顺天命，周游列国，希望得君行道，安定天下百姓。到了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代表他与天命合二为一。因此，孔子这一生，无论怎么解释，“耳顺”都令人费解。所以真相可能是：“耳”是多出来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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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谁说孔子不幽默？
提到老师，大概每个人心情都有点严肃，尤其是像孔子这样的老师，被尊为“至圣先师”，恐怕是像雕像一样，很少说话，不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