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捐官一事没有什么希望后，袁世凯前往大上海去撞大运。在上海他也碰了一鼻子的灰。十分痛苦的袁世凯开始沉浸于烟花场合中，准备花完钱就回家去等死。
但是就是在烟花之地，袁世凯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
一天夜里，他到一家妓院，点了一个小女子。两个人聊天熟悉之后，那小女子劝他不要沉迷于烟花场合中，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其它的路，听了小女子的一番劝诫，袁世凯深为感动。临走的时候，那女子将所有的积蓄全给了袁世凯，让他再去搏世界。
袁世凯带着一个妓女的全部积蓄远奔广东潮州，投到潮州府知事兼办海关周馥门下，此人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老朋友，官虽不大，但因为兼着海关肥差，有钱。周馥不忘袁保庆旧恩，不到两个月，就花银子为袁世凯捐了个正五品同知。过了一段时间后，周馥看到袁世凯很有抱负，又把他推荐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张佩纶与周馥是同年至交。袁世凯带着推荐信北上，找到张佩纶，张佩纶看完信直摇头，前来求官的人都快把总督府的门槛踏烂了，僧多粥少，他实在无能为力。不过，张佩纶并没有赶他走，看在周馥情分上，让他先在府中打打杂，待机找差。
到了年底，仍然没有什么好消息，张佩纶看他满脸愁云的样子，也没什么好办法，搜索枯肠，给他指了条路子，要他去投李鸿章部属、淮军统领吴长庆，走当兵的路。张佩纶本来只是试着说说，没想袁世凯一听就来了精神，他马上想到，当前，清末正值乱世，乱世出枭雄，大丈夫要想成一番事业，就得去当兵。于是，袁世凯当即答应了张佩纶，同意去当兵。
光绪七年，春节刚过，二十二岁的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辞别张佩纶，出津门，渡海河，兴冲冲奔赴山东登州，投入淮军重要统领吴长庆部下。
正是因为这个大胆的决定，不循规蹈矩的做法为袁世凯后来成为乱世枭雄奠定了基础。在袁世凯的那个时代，当兵在常人眼里是一条没出息的出路，因此在民间也就有了“好男不当兵”之说，但袁世凯却没把这些常规看法当回事。作为一个“大老粗”，袁世凯想问题不会瞻前顾后，他只有这么一种直线型思维，那就是什么对我有利，我就做什么，至于所作的是不是合乎所谓的常规，他则不会考虑，而这恰恰成了老粗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力。
也正是凭借着上述这种“老粗式想问题”的方式，袁世凯从军后不久就与吴长庆出兵朝鲜，帮朝鲜平定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乱，以致在壬午兵变中，袁世凯立了战功。光绪十年，朝廷同意任命袁世凯为“总理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下连升两级，成为驻朝军队的头面人物。
作为老粗，袁世凯发迹途中所展现出来的那股突破常规的另类思维方式，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方法，这正是老粗自身的优点，是大多数”知识人”，”文化人”所不具备的，而那种不怕挫折，勇往直前的想事做事态度，恰恰是干大事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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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不迂腐，不犯教条主义（1）
不迂腐，不犯教条主义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逐圣弃智色彩，在儒家经典中浸淫既久，一个天资敏慧的读书人，都有可能被十年窗寒弄得木木呆呆，“迂腐”几乎成了他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他们满脑子利禄功名，思想的范围完全被程朱理学所圈定。更为可悲的是，文人一向以继承传统文明为荣，并不断地向人们炫耀，以浓重的书生迂腐气面向世人，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刻板，这种畏缩葬送了他们的前程。
我们身边有不少这种书生气的人，我们也经常听到别人评论某人时说，太迂腐，书呆子气。这意味着这个人只适合读书搞研究，不适合闯世界做大事。
有书生气的人要向老粗学习，“老粗”从骨子里摒弃学究作风，他们做事都善从客观实际出发，然后用敢作敢为的处事风格成就事业。
1866年11月12日的子夜，“哇哇”的哭声打破了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这个美丽贫困的翠亨村的宁静，这个孩子就是40年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倾覆清王朝统治，在东方古国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孙文孙中山。
父亲孙达成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老粗，不过正是他的老粗式教育方法，老粗式的家风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孙中山，使日后的孙中山成为一个带有“老粗习气”的文化人。
孙家的处境十分艰苦，全家仅靠父亲佃耕村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