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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如三伏的风，似久旱的雨，驱散阴霾，感人肺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使劲忍住不听使唤的泪水。
从此，虽然运动仍在深入，我却一直安然无恙。但是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过了关。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每次召开干部会议，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我的问题，好象不揪出金成就是革命未成功。其实，这些人对我也并非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文革的风浪把我们推向对立的两岸，误会和怀疑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以至积累成了满腹怨气，一有机会就萌生一泄为快的欲念……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安然无恙，这要感谢分场革委会主任傅应农同志。每当有人提出我的问题，傅主任总是很巧妙地回应他们。
傅应农同志是二分场原党支部书记。他文化不高，但思想缜密，工作稳重。运动中他从不把我另眼相看。有时晚上开完会，他既不回家，也不到自己的办公室睡觉，却挤到我的单人床上，东西南北地扯上半夜。
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几个人总想搞你，我就对他们说，要搞可以，你们先报材料到分场来研究。我不相信他们能搞出你的什么材料来。你放心，不要怕！”他这一招可真妙，既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不露声色地保我过关……
那年月，运动设完没了。当一场运动尚未结束，另一场新的运动早已在酝酿之中。一旦开始，来势凶猛，人心惶惶。
三查运动眼看就要结束，有一天又不知在哪里突然发现了现行反革命份子和现行反革命组织。先是揪出了一个，接着就以等比数列上升，一群一片直至不计其数。
南山的现行反革命是从外地报过来的。一接到报案，各级革委会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连夜成立专案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报出来的所谓反革命分子捉拿、审讯……其行动之迅速，气氛之紧张，部署之神秘，让人不寒而栗。
这次运动情况之复杂也非三查运动可比。所谓复杂就复杂在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没挂牌，头上没写字，全都在暗处。而且事先又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要做到除恶务尽就只有靠审讯这一杀手锏了。
南山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个知识青年，据说在反革命组织中是个军长。抓他的时候，他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审问他，起初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根本没这回事。
人家举报了你，无产阶级革命派抓了你，你还如此的不老实交待，企图蒙混过关，在这火头上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运动刚刚开始，第一个就拿不下来，这无产阶级的铁拳不是显得太软弱无力了吗？以后的运动还怎么深入下去？经办人拿什么向领导和群众交待？这种死硬分子是不动大刑不心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于是，一顿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承认自己是军长。
反革命军长！这还了得！于是又是一顿暴打。这一回是出于阶级义愤，打的是他的十恶不赦！
既然是反革命军长，文章可就大了。首先，你的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称？既然你是军长，你的上司是谁？你的手下又有多少个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最初是谁发展了你？你又发展了谁？……？要一个个报上名来。到这份上不报行吗？
那时，“反革命”三个字一旦牵扯到谁头上谁就难过这道关。你不承认不行，因为人家举报了你，不承认就是抗拒，就要从严惩处。承认了也不行，既然自己承认了是反革命，那么你就必须回答后面一连串的追问。有些意志薄弱者熬不住严刑逼供，就昧着良心乱报一气，致使在一段时间内反革命分子多得惊人。不管多坚强的汉子，一但上了这个黑名单，就意味着大祸临头。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含冤而死的。六八年夏季，有一个外村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审讯时，他经不住吊打跪压，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他报的其他人都是贫下中农，只有我父亲是地主分子。在那个年月，地主分子又加上现行反革命，万死也难抵其罪。当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连夜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