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
父亲本是个厚道人，性格倔强。他知道不承认是反革命只死自己一人；为了自己苟且活命于一时，乱攀乱咬，就有可能要害很多人。所以不管人家怎么用刑，他都咬紧牙关宁死也不乱说。第二天清早，大队就通知家里去收尸，说是畏罪自杀……。
随着运动的反反复复，有一种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为了免受眼前的皮肉之苦，也为了整治那些无知的恶棍，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承认是反革命；你问我反革命组织有哪些人，我就把在场的那些整人最凶狠的家伙都报上；你要是争辨否认，我就煞有介事地说出你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时间地点，甚至还编造出你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反动话，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叫你有口难辩。所以，当时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今天穷凶极恶整别人，明天就听说别人在整他，而且整得更厉害。
那期间，我比任何时候都胆战心惊。如果有人要害我，把我的名字报上，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总算万福万幸，始终没有人报我的名字，或是有人报了而被救苦救难的哪位菩萨救了也未可知。反正这一关我也算平安渡过了。
经过连续几次运动，各类阶级敌人基本上都挖出来了。接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就是把那些揭露出来的人，是农村的就遣送回老家，由当地的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家在城里的，当然不可能送他回城享福，那就继续留在场里，或挂牌子或戴上帽子就地劳动改造，接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回我身边再也没有保护伞了。江书记工作忙，不可能每次都有人向他传话。傅应农书记前不久又调走了。新来的艾书记本来对我也是了解的，平时面对面也讲过我的一些好话。但现在是在运动中，阶级斗争是最讲阶级立场的。艾书记是一个开口闭口阶级斗争，人前人后最讲阶级立场的人。如果有人要整我，他能说什么呢？我了解他的为人，只要他不落井下石，也就对得起我了。
早就听到有人背地里说：“不把金成搞掉，将来吃不消。”
这句话的前半句我明白，而后半句我想了很久也没弄懂。所谓“吃不消”是说金成有三头六臂的本领，还是怕金成有牛鬼蛇神的邪术？左思右想，悟其用意大概是这一回一定要把金成赶出南山垦殖场，以绝后患！
凡清理回家的人，大多要先把他搞臭，扣上一顶帽子，写上几条理由，然后名正言顺押送出场。而金成的头上至今还没一顶帽子，甚至连辫子也没抓到一条。就这样清理回家，不但理由不足，还太便宜了他！
我终于被揪出来了。那天我正在工地灌沙包，快近中午时，有人大声唤我说：“金成，分场要你下午回去。”
我一接到通知，心里就明白，严峻的时刻到了。吃过午饭，我不敢怠慢，独自一人默默地朝分场而去。我沿着那条羊肠小道，翻过两座山峰，步行十里，当分场最外围的那排面朝公路的老式平房进入视野，我一眼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幅白纸黑字的大标语，上写着“坚决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金成揪出来示众！”与我同时被揪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好朋友李世成。标语上写他是“打人凶手”。这个时候给我扣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的帽子，给李世成扣上“打人凶手”，同时揪出，同时批斗，真有一石二鸟之妙。看得出来，今天这事的策划者还真费了一番心思。
李世成和我是当年同一部车同一天来到南山的。在水塘头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后又一同搬到二分场。这小伙子性格直率，讲义气，爱学习，能吃苦耐劳。但处世为人粗犷，不注意言行检点。
记得在水塘头时，有一年夏天，后勤人员提了一桶凉开水放在外面的一棵树下，桶盖上搁着一只公碗，一把舀水勺。生产队的大部分人都来树下喝水乘凉。此时一位分场领导走过来拿起水勺舀了一勺水对着勺子张口就喝……
李世成见了，气呼呼地走过去夺过水勺往地上一扔，还踩上两脚，嘴里骂道：“喝了你会死！连卫生都不讲。有公碗不用，只顾自己，别人就不喝了？”凶得那个分场干部面红耳赤。他这牛性一发，谁也喝不住，只有我和钟志鸿等少数几个人的话能进他的耳朵。
说李世成是打人凶手倒也不是毫无根据。有一次分场开批判大会，本来会议已结束，主持人宣布了散会。这时不知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突然抓住一个人不轻不重地搧了一巴掌。我与他交往多年，就看到他这一次打人。
我回到二分场，无人向我打招呼，也无人对我说回来做什么。只是有人背地里悄悄提醒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