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其词之后，必有一针见血之举。果然，时隔不久，一种上纲上线的说词就振动了我的耳膜：金成肯定跟外面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车子肯定是他里应外合，让外面的反革命组织偷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
好在这种丰富的联想并未发展成相应的革命行动。只是不几天就作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处理决定：自行车作价一百二十元，由金成赔。
谁都知道我从无分文积蓄。于是领导就通知财务室，从我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十元，扣完为止。
据说，处理这个问题，会上有过一段七嘴八舌的分析，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最后作出这种决定，我听说名正言顺的理由有二：一是按我们本地的一句老话“收肉账问提手”，意思是车子是谁骑走的就应由谁来赔；二是这样的事情只能这样处理，不这样处理车子就出不来。
当时我每月出满勤才二十四元工资，扣掉十元，还剩十四元。吃饭、抽烟、零花……花钱是无标准的，有钱，千元万元也花掉了；无钱，哪怕分文全无，也同样一天过二十四小时。何况我每月尚余十四元，足可维持基本生活。
有人替我抱不平，要我去抱杨金莲的被子，说是把事情闹大，分场一定会重新处理。我说，小杨是无辜的，我不能这么做。我心里明白，也许有人正等着我把事情闹大，如果我稍有不慎，冷不防被人家逮着一个空子，抓住一条辫子，那麻烦就大了。
我对这些好心人说：“没关系，这钱肯定是给我存的，到时候我一次取回来，还能发个小财呢。”
那人说：“有这种好事？”
我说：“没问题，你等着瞧。”
六个月之后，一场新的运动又开始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分场。组长是一位下放干部，大家都叫他“李科长”；副组长是凌金生书记。
我觉得时机成熟，应收回我的零存整取了。我找到两位组长，反映了我的情况。他们听了，当场就明确答复：“待我们了解，如情况属实，我们一定把钱退还给你。”没过三天，财务室就通知我去领钱，一共六十元。我一生从未摸过这么多钱，满心欢喜地琢磨着这钱该怎么花。
那时的手表可是希罕之物，价格也不是太贵，但买得起的人却不多。常看见有些戴手表的人故意把袖管卷得高高的，在人多的地方不停地举着手“看时间”，那得意劲真让人羡慕。于是，我就用这些钱买了一块手表。尽管不知是二手货还是三手货，但看上去还是晶光闪亮。带在手腕上，多了几分神气，少了许多寒酸，我把它看得比宝贝还要贵重。
第六章 我不憎恨女人
导读﹒偶感（七）
在爸爸最辛苦的时刻，终于飘来了一朵绚丽的彩霞。身为人民教师的丁霞阿姨，气质飒爽，落落大方——若干年后我们见到她，既喜欢又感激。在那冷酷得几乎不近人情的年月，她能与我的父亲倾情相爱，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呀！尽管他们的结局是苦涩的，但是她的那份情毕竟让父亲在那冰冷的岁月里感受到了春天的温馨……。
丁阿姨，我们祝您晚年幸福！
请看——六、我不憎恨女人之一、初恋的甘苦。
第六章 我不憎恨女人之一 初恋的甘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年轮贯满二十六圈，已经跨入二十七。这个年龄如果是在机关单位就不算大龄。但作为种田人，特别是我这样的人，到了这个岁数，个人问题就难免着急了。
首先着急的是我的父母。一封封家书，说的都是这事。他们认为我在外面，成个家应该不成问题，责怪我不把父母的嘱托放在心上，只顾一个人唱歌演戏快活。他们那里知道我的艰难处境呢？而我的难处又怎么能向父母直诉呢？我每次回信只能说我的一切都很好，请父母不要操心。至于找对象成家那是早晚的事，只是目前工作太忙，无暇顾及而已。再说身边也没合适的，总不能随便捞一个吧？
我这里只说“工作太忙”，至于什么工作？我从来没对家里说过。当时虽然大肆宣传种田光荣，在农村大有可为……。可城里人到农村就叫“下放”，犯了错误的人就不会让他在城里，大多是到农村劳动改造。而农村的人哪怕是进城扫街掏粪，也会喜庆得发疯发狂。所以我对父母只含糊其辞地说“工作太忙”“一切都好”而不说“种田太苦”“劳动太累”，更不说“老婆难找”。我不能给父母带来一点点宽慰和满足，总不能为父母平添愁烦吧？
但是，我心里从未失去自信，我就不信我会打一辈子光棍。然而这种自信又常觉得苍白无力。如此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