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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高帽的骨架是用竹片做的，很是粗糙，有些棱角就象刀口一样的锋利。只见李世成的头脸手上割出一道道血口子，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弄得血肉模糊。我忍不住喝一声：“李世成，别挣扎了，戴上。”他这才停止了反抗，戴上高帽，挂上黑牌。
我问他们：“开始吗？”其中一人点了点头。我就使劲把锣敲得咣咣响。周围本来就有许多人。听到锣响，远处的人也围了上来。我就开始大声地自我介绍：“我叫金成，文革中犯了错误，今天向贫下中农低头认错。”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说这几句，他们对我也没更多的要求。我的第一场演出算是结束了。
轮到李世成了，这头犟驴还是那几句话，而且叫得更响，字字句句充斥着满腔愤怒：“我叫李世成，他们说我是打人凶手。是他们先打我们，我才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打人凶手。”
这一回算是李世成斗赢了。后面每到一地就没再让我们说话，只让我们敲锣，等看热闹的人基本到齐了，看清了我们的真面目就转移地方。这样同样达到了“游街示众”的目的。
游了一天，走遍了全场。最后回二分场时我问他们明天还游不游。我的意思是如果还要游，这些道具我自己保管。他们说不游了，我便把全部道具如数交还。
不久李世成就被遣送回家，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回场。而我只听到风声说要把我清走，但始终没有接到通知，因此也就一直没离开南山。
一九八六年我在总场编纂场志，查阅档案时，看到了当年报总场的那份清理对象名单。在“现实表现”一栏中，绝大多数人都写有一至三条理由。如有的写“思想反动”，有的写“好吃懒做，有剥削阶级思想表现”，有的写“打人凶手”等等。而我的这一栏却是空白。这时我才明白，当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被赶出南山。
眼看清理阶级队伍快要结束，该有一段平静的日子了。可谁知又节外生枝引出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故事。
一天下午，我从水轮泵站工地回二分场，正好碰上团支部书记丁翔。他象有什么要紧事似的老远就叫我说：“哎呀，正愁找不到人，正好你回来了，真是时候。”
我说：“有什么要紧事啊？”
他说：“你赶快回去，通知工地上的团员回来，晚上开会。”
我说：“天这么晚了，怎么来得及？”
他说：“我去分场给你借部自行车，你骑车去没问题。”
那时全分场就是一把手有一部专车。前不久我才学会骑自行车，一见车子就直痒痒。听说有自行车骑，自然乐意。我骑上丁翔借来的专车，神气十足地向工地赶去。
一到工地，时间不早了，我马不停蹄地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叫，所有团员总算都通知到了。已是开晚饭的时间，我就到食堂打了一碗饭，准备吃了饭就回去。这时，一个叫杨金莲的女孩子嘻嘻哈哈地跑过来向我要车子，说是骑骑玩玩。我说我马上要走，不行。她说：“你还在吃饭，我就玩五分种。”说着就到我的口袋里抢钥匙。
我不是不给她玩，我是怕她会骑走，因为她也要回二分场去开会。我说：“你不能骑回去啊，我要赶路的。”
她嘴里应了声“好”，就跨上车子，头也不回向二分场方向飞驰而去。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三口两口吃完饭，步行赶回二分场。
杨金莲也是个马大哈，晚上，她居然没把车子交还我。我以为她还给分场了，就没有过问。其实，车子钥匙还在她身上。糟糕的是，第二天清早，车子不见了。
这下问题可大了。尽管是一部旧车子，至少也值上百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而且又是领导的专车。再说丢的也不是时候，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人家上纲上线一分析，说情况有多严重就多严重。
分场领导当面倒没有多说话，只是要我一定要把车子找回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向有关和无关的所有人打听，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
据说当时只要失盗的物品折算金额上了百元以上就要立案调查。可这部自行车被盗，看起来分场很重视，却没一点行动，只是要我一个人去找。而当我没找到任何线索时，分场又传出了另一种尖锐的声音，说这部车子天天都放在那里，一直平安无事，偏偏在这个时候，金成骑一次就丢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起初没有明说。凭我的经验，在这种蓄意的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