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剧。我夜以继日地构思，争分夺秒地疾书，初稿很快进入尾声。可是不幸的是剧本被妻子发现，她把文稿撕得粉碎，一把火烧了……。我无意责怪妻子，只能心情沮丧地向党委如实汇报。
这样，重新写已来不及了，只有把不大合乎时宜的老戏《红方》拉出去凑数。演出后也受到好评。其余自创的几个节目全都获得创作奖或表演奖。其中女声表演唱《我在农场安了家》还被评审组选为参加赴省汇演的重点节目之一。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六世态炎凉
地区汇演之后，我感到很累，真想好好地休息几天。可那时的我哪有这份福气，家里烧柴没有了，必须赶快打了送回去；下半年沙子销路好，河边的存沙已不多，必须抓紧时间挑沙上岸，以免断货；眼下又有传闻，四人帮打倒了，但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还在，我们这些曾走过弯路错路的人都要向组织向群众“说清楚”。各种压力仍让我喘不过气来。
其实，我的问题早就反反复复说清了，翻箱倒柜查清了，不知道这次“说清楚”又有什么新要求。唉，当年失足一步，至今已是十年。十年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紧张。这挥之不去的晦气，何日才是个头呢？
反正运动还没正式开始，多想也没用，还是集中精力把队里的生产问题，家里的生活问题先解决再说。那段时间，我与男女队员一道，每天早出晚归抢挑河沙。很快河岸上就出现了几座金字塔似的沙堆。
有一天，队员们个个汗流浃背，坐在河边短暂休息。突然有一个队员问我：
“金成，上次游泳（县文化馆分管群艺的负责人）来帮我们排节目，在外面吃饭的那张发票你报了吗？”
我说：“没有。”
我刚说这两个字，就见队员们面面相觑，无人言声了。
我觉得事有蹊跷，追问道：“怎么了？那张发票现在还搁在我抽屉里呢，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好象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他（她）们见我着急的样子，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一个月以前，节目排练最紧张的时候，县里各主管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有一天县文化馆又派游泳老师亲临南山指导……游老师是个业务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经他指导的节目，面貌焕然一新，水平必上档次。人家从县里来，为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招待一下，我心里过意不去（当时排练场选在南山坳总场礼堂的舞台上）。中午，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交给负责排练的小周说：“小周，你带游老师到饭店去炒点菜，喝点酒，回头把发票给我。”
就是这么一张不足五元钱的发票，事后我请分场党支部书记王欣签字报销。王书记说饮食发票不能报。我什么也没说，收起发票，心平气和地走了。我理解领导的难处，吃酒吃饭的发票不能报是有规定的。
几天之后，游老师又来了。那天我不在家，中午是小周掏钱带游老师到饭店用餐。他所开的发票第二天由分场孙副主任签字报销了。我没有因此就拿自己的发票去请孙主任签字。我知道，一把手没有同意的事，再借机去找二把手，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
但是，有一天我因公外出去了，正巧就在这一天，分场召开职工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这位王欣书记竟突然破口大骂起金成来。说金成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幕后指挥打砸抢。现在仍然不思改悔，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挑拨领导关系，破坏革命团结。一张吃喝发票在我这里报销不了就欺骗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
听队员们的描述，王书记那无限上纲的口吻，杀气腾腾的气势，非十冤九仇者不至于此。王欣书记为什么对我如此冒火？是我冲撞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他把小周报销的那张发票错以为是我的，因误会而动怒吗？也不象。如果是一般的误会，孙副主任、小周、还有我，天天都在分场，天天都见面，随便向谁打听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何以趁我不在时对我突然发难呢？我实在不能理解，于是大脑马上就进入那种多年形成的敏感的推测：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把某些人的某些功能冲涮得转轨变型，对人对事容易偏激、粗狂。现在十年风雨后又传来一点尾声，在有些人的眼里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开始，因此适时地显示其革命的斗争性和领导者的权威性就理所当然。看来，我还得作好准备，迎接这冬去春来的最后一阵换季风。
我心里虽然被无端的诽谤所激怒，但我仍极力保持情绪的冷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