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当面对王书记把事情说清楚是必要的。中午，我在办公室找到了王欣书记，正好总场林如春书记和余生副书记也在场。一进门，我心平气和地说：“……王书记，我是你的下级，我有缺点错误请你当面批评，我不是个目无领导的人。那天晚上你在职工大会上说的那件事，我想向你解识一下……。”
我话没说完，他就以仿佛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吼了起来：“还用得着解识吗？我说了你搞阴谋诡计，说了你挑拨领导关系……一张发票在我这里没有签字，你就找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是什么？不是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我说错了吗！”王欣书记把那天在大会上说的话又当着两位书记的面重复了一遍。那架势简直就是在总场领导面前对一个犯罪分子的宣判。
我平常是个没什么捡拾的人，有时候连衣服鞋子也会找不到下落。所幸这一次那张发票没有被我弄丢，来分场办公室之前，在抽屉里找到了，现正捏在手里。要不然，我无凭无据，而他永远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怎么说怎么有理。而我——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即便是说清了也无人信。但是现在，我手里攥着这一根救命稻草，不必多费口舌，只要把它亮出来，就可以煞住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面对王欣的张狂，我无法保持冷静。他的宣判一停，我攥着那张发票的手颤抖着往桌上一拍，通的一声，手指松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随着巴掌扇起的一阵风飘拂了几下，就稳稳当当地横躺在桌上。我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吼道：“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总场两位书记见我发了火，余生书记劝我冷静一点，如春书记拿起发票看，说：“这就是那张发票吗？老王你看看，怎么搞的嘛……”王欣接过发票瞟了一眼，脸色骤变，目光闪躲。他显然没有料到，事隔一个多月，金成这家伙还会保留着这么一张薄薄的小纸片。
他哑口无言地愣在那里。而我却还有一些话必须当着总场领导的面作一点表白。我说：“我们几个当事人天天都在你的眼皮底下，随便问谁一声，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事情就清清楚楚了。可是你一不了解二不调查，却乘我不在，突然在群众大会上对我破口大骂，你就不怕口臭牙碜？今天幸亏这张发票还在，否则，只能由你一口咬定，横批竖斥，哪有我申辩的余地！我金成人穷志不穷，一张几元钱的发票还赔得起。只是赔了钱还受冤，你王书记的良心就过得去吗？”
我说这番话，两位总场领导并不打断。余生书记不时地睨一眼呆若木鸡的王欣，嘴角露出一丝强忍犹露的笑。如春书记听着我的慷慨陈词，有时微微点头，好象是同情也好象是认可。当然他们不可能当着我的面批评王欣，也不可能当着王欣的面明确表示对我的支持。我能理解，他们要从全局出发，照顾王欣作为一级领导的威信。然而，两位领导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特别是林如春书记最后说的几句话，既为我消气，又帮王欣下台。我的话刚停，只见他习惯性地干咳两声，露出满脸笑容，俨然象一个和事佬似地说：“金成，算了啰，你是个知识分子，写剧本的人，宰相肚里能撑船。老王，你把金成这张发票签字报了算了，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嘛。”
王欣只得拿起笔，在发票上签了“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大名。我本想拒绝，说一声我金成再穷也不会希罕这几元钱。但转念一想，有两位书记的现场磨合，该说的也基本上都说了，又何必得理不饶人呢？算了吧，今天留根线，日后好见面。再说人家是书记，我惹得起吗？于是拿了发票就走了。
不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步步深入。深挖四人帮在各地的线上人物也紧锣密鼓。接着就轮到我们这些人“说清楚”了。先是学习有关文件进行宣传动员。我们的王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甚至用上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政策警句。还号召群众要大胆检举揭发，打一场路线斗争的人民战争，让阶级敌人无处藏身。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和过去一样，我第一个站起来，说清楚了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因为没有人检举新问题，也无人发表其他意见，王欣书记也说不出什么，我的“说清楚”很快在江背分场获得通过。
但是，文革期间，我一直在二分场，我的主要活动自然也在那里。我料想，早晚还得回那里去“说清楚”。果然没过几天，二分场就通知我回去参加“说清楚”大会。接到通知的那天下午，我提前吃了晚饭，步行了六七里，亮灯时分到了二分场。
二分场与果园场原是同一分场，现在虽然分了家，但果园场的许多职工仍住在二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