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着，我读完了这个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在双亲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岁，后来被父亲送到别处去当学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亲接回家受母亲的看护。他的病好了不久，母亲却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因此他不得不时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过往的行人另走一条街，不要惊动他的母亲。母亲的病愈来愈重，父亲同亲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终日守在病榻旁边尽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两个月不曾脱衣服安静地睡过一夜。然而“科学没有用，爱也没有用”，她的母亲病了三个月，终于死在他的怀里。他亲手把她放进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够在故乡住下去了。他决定到那个所谓“希望之国”的美国去。临行时他的父亲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妹妹痛哭。邻居们都来看他。每个人都送来了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地跟着他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美国，他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地上了岸，带着几件破衣服，身边只有很少的钱。他后来在一家大饭店里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个地狱似的厨房里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几乎赶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在洗碟子、锅、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挟带着灰尘和脏东西慢慢地落到人的头上。在工作的时间里，厨房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汤剩菜都倒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边，时时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
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阴沟。污水常常满溢而倒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厨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会给堵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人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他害怕会得肺病，在那里做了八个月以后就离开了。他四处漂游，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做了一个鱼贩子。
他的故事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最后他又告诉我们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以后又去探求知识。许多个晚上他伏在案头读书，在颤抖的煤气灯光下一直读到天明。他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常常跟着书中人一起流泪。天一亮他就合上书，把头靠在枕上。并没有多久，工厂中的放汽声响了起来，他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厂或者矿里去。
这样他竟然变成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像小说《波士顿》的作者所描写的。他在那本小书里用了四页的篇幅写出他的精神生活与信仰：我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伟大的心灵常常来自人民中间。
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同一个朋友一起被捕。别人说他们是杀人的强盗，说他们在大街上抢劫别人的钱。法庭判决了他们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们有“犯罪的意识”；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夺制度；他们在欧战时期不肯到法国去替美国资本家打仗，却逃到墨西哥去；他们是下贱的外国人。第一次请求再审，被驳回了，……一连被驳七次，所有新的证据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师最后根据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请求，也没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罚”折磨了六年之后，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决定——七月十日，电椅。
然而反抗的呼声起来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从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发出要求“宽吮或者要求”正义“的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我每次翻读那本鱼贩子的自传，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囚室里的景象，一个中年人的朴实的脸，浓浓的眉，安静的眼光，浓密的须髭，接着又是一双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这双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后，我的眼前又换了数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这无数的手一齐挥动，成了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
街上到处贴着大张的广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这个大题目下印了什么“演讲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宣言和会议程序。这些广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学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柜台前或者公园的门口，我常常听见人们激动地谈起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看见许多人为他们募集了捐款。
于是我不再在卢骚的铜像前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