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并且这时候，朝鲜依旧向清廷礼部呈报朝日本交涉开港的事宜，不曾因《江华岛条约》而有所改变。但是，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解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属于内政问题，国际的承认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其宗藩关系；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国的承认便属必要。日本已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将来日朝间发生纠纷，日本利用该国际法的解释，便有反对中国干涉的“权利”。在日本外交家处心积虑的计划下，以后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谈判的，中国果然无法国参与其中。
日本侵略朝鲜的急进行动，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但是，腐败愚昧的清政府既不能及时的考虑这个问题，改弦易辙，后来竟采取了更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错误政策。
清政府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保持原状。但时势迫使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对朝政策。
对朝的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在中日交涉之中实际主持事物的李鸿章，自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之后，对日本一直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这显然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毫无所知导致的。其实，在签订修好条规时，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其后，日本于1872年派使至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尤其着重取消《修好条约》第二条有关两国友谊相助的规定。这些迹象表明日本来者不善，而洋务派官僚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做着“联东方形势”的白日梦。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鸿章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
明成皇后9（4）
1876年7月，日本再次派遣舰队抵达朝鲜，为迫使朝鲜政府立即开放釜山港和保证日本人在朝鲜扩大贸易，强行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条约。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授意其幕友，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执政李裕元的书信，信中说：“西洋英美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以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希望李裕元注意“操纵机括”。
于是朝日缔结了所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由于朝鲜代表昧于国
际法，他们所关心的仅是诸如日本公使久驻汉城、日使进京路线与开放口岸、日本侨民活动范围等政治问题，而对通商贸易问题很少注意，甚至对关税、金融货币等重要经济条款，从未认真进行过讨论。
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朝鲜通商口岸除交纳为数不多的船税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纳关税（输出输入税），日币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币可以由日本人随意带回日本。这就意味着，从此，日本商人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无限制地输入到朝鲜，可以用日币随意掠夺朝鲜的财富。另外，日本人还把低值的朝鲜货币大量带回国内，用作日本货币的原料，从而使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和破产的境地。
关税自主是近代国家独立的重要保证，在近代历史上，国家间缔结通商协定不规定关税者是朝鲜仅有的事例。无关税贸易不久就成为朝日两围争执的焦点之一。朝鲜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采取补救措施。1878年8月，朝鲜政府决定在釜山以北的豆毛镇设关，对进入内地的日本商品征税，并拟定《定税册子》。
这引起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同年11月和次年3月，日本政府派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两度率军舰抵釜山示威，强行要求中止征锐和赔偿“损失”。日本驻釜山管理官与日舰“凤翔”号舰长凶相毕露，公然持剑刺伤朝鲜东莱府使尹致和与办察官昔运。
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带领军舰，继续对朝鲜海岸进行详细测量和侦察，自行选定通商口岸。朝鲜政府曾暂定咸镜道的北青和全罗道的珍岛为通商口岸，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人选定的是，永兴湾的元山和作为首都门户的济物浦（仁川）。这两个港口不单在经济上，而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十分有利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因此，他们硬要朝鲜政府开放这两个港口。
对此，朝鲜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并进行了斗争。这—时期，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群众向日本驻朝公使和公使馆投掷石头的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封建政府一度也想拒绝日本的要求，但结果还是屈服了。1879年5月闵氏政府首先开放了东海岸的元山港，1880年，仁川亦被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