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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斐尔在谈判中态度蛮横，坚持要把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加于朝鲜，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对中国和李鸿章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辩论就是武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专以美国利益为准绳，并以他们所懂得的论证——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来予以推行。在薛斐尔的压力下，李鸿章终于放弃了第一条的争论部分，条件是“于立约后设法声明”朝鲜政府与清廷的传统关系。薛斐尔未加反对，但也不正面回答。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与其助手始终与朝鲜使者金允植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和协商，在中美代表会谈期间，中朝双方先后进行过六次会谈。同时，李鸿章继续要求朝鲜政府，另派大员与薛使商办，但朝鲜专使行动迟缓，当他们尚在去天津途中时，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
高宗19年（1882年）5月20日，朝鲜全权大臣申宪与美国全权代表薛斐尔在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参加下，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最后签署的文本，除增补禁止仁川港出口米谷一条外，其余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协议的条约稿本。
《条约》全文1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色，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一条是朝鲜方面最感兴趣与美国政府最爱炫耀的部分，而实际上，是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掩饰。美国不仅在朝鲜处于危难时不履行条约义务，给予援队，而且把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主义者的牺牲物，反给日本以积极的援助。
此外，条约还规定：“嗣后，大朝鲜国君主有何惠政、恩典、利益及施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海面、行船、通商、贸易、交往等事，为该国并其南氏从来未霑，抑为此条约所无者，亦准美官民一体均霑”；美国人享有在朝鲜居住和领事裁判权；朝鲜要为美国来往船舶提供停泊、救护、饮食和保护美国公民的义务；美国在朝鲜享有“最惠国待遇”，进口货物“有关民生日用品者，照估价值百抽税不得过十”之低率关税。
关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最终定为：“乃议由朝鲜国王另备照会，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条约》第一款的内容是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目的在于弥补上述办法的不足。李鸿章一伙洋务派官员以为经过这一番设计，即可确保清政府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又可牵制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朝鲜国土的照会，根本不予重视，形同废纸。
大清国李鸿章与朝鲜官员的悲剧在于不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不了解美日勾结正在形成。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扬约翰所供认的，“我们在朝鲜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最终服务于日本，并为了她的利益帮助那个宛如画中的迷人的国家”。
明成皇后9（7）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奴役朝鲜奠定了基础。而清朝的决策既有违于宗主国不直接干预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又违背了朝鲜人民自“辛末洋扰”以来对美国侵略者憎恶的正义感情。其结果，不但进一步破坏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宗主国的形象，加速了闵氏政权开放的步伐；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也激化了朝鲜内部开放与反开化势力的矛盾，而且使朝鲜问题日益复杂化，导致了日美及西方列强借口朝鲜为“独立国”，肆无忌惮地向
朝鲜渗透其侵略势力，把朝鲜深深地卷入列强在远东争夺的旋涡。
继《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立后，西方其他列强纷纷效尤，英、德、俄、法、奥匈、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先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明成皇后10（1）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高宗十一年。挤垮大院君的闵氏政府因种种原因与日本示好，改采开放政策之后，遭到了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反对。其中平常信奉锁国主义的全国儒生们对与倭寇建交非常不满，加上大院君及其党羽暗中煽动，希望乘乱重返权利舞台，不久儒生遂连署上疏，并呼吁将大院君从杨州请回到云岘宫。
其奏摺云：
我国乃东方礼仪之国，与倭国订定友好条约，实为既失体面又愚蠢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