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之后，他们的生计就会成为问题，他们没有土地，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一颗吃苦耐劳的心，工作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首先遭到冲击的就是工业和商业，由于出口贸易急剧萎缩，工业品价格暴跌，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店铺关门，店员失业，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动荡，犯罪率高涨，国民脾气暴躁，往往因为一点口角之争而发展为肢体冲突，甚至刀枪相向，相应的，中枢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采用更为严苛的法律，震慑犯罪。
遭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不仅有工业与商业部门，农业也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遭到沉重打击，具体表现就是农业丰收，但是农民收入却迅速下降，甚至破产，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比工业品的价格跌得更猛，将一车农产品装上火车、汽车，然后运送到城市销售之后，农场主们突然发现，他们每做一笔这种交易，就会亏损一笔金钱，汽油费、人工费、交易税、劫掠者的洗劫、小工的盗窃、饥民的哄抢……这都是潜在的风险，也是实实在在的成本，经过计算之后，于是，农场主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那就是不再出售农产品，上好的稻米、小麦宁可烂在谷仓里也不运到城市去销售，甚至根本就不从地里收割上来，因为请人收割也是需要成本的，哪怕是自己用收割机进行收割，也是需要计算柴油成本的。
相比之下，反倒是小农过得比农场主“惬意”一些，因为他们基本上采用人力耕种农田，不需要承担农业机械购买与维护的成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土地面积不超过纳税线，他们完全不必操心田赋问题，虽然农产品价格下跌也使小农生活变得清贫，但是相比失业工人，他们的生活至少还是安定的。
不过佃户和农业工人就惨了，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佃户只能租种地主土地，虽然有《地租率限制法》的保护，地主不可能提高地租，但是这部法律并不能保证农产品的价格不发动剧烈波动，因此，当全世界的农产品价格都开始暴跌之后，佃户也不得不跟着农场主一起承受农业萧条所带来的困苦生活，至于农业工人，比佃户更惨，至少佃户受相关租佃法律保护，地主不可能随便解除土地租佃契约，但是农业工人却因为农场主降低成本的目的而失去工作，只能进入城市，踯躅在济贫站，等待着每日两餐的政府救济，或者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的旧衣物，以度过那寒冷的严冬。
没人能够忘记1931年的冬天，那是一个真正的严冬，街头不仅出现了大批流浪者，而且也冻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也正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大总统黎元洪在社会的愤怒与压力之下接受前任大总统赵北的建议，提请国会通过了一部《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建立起专门的济贫站，为无家可归者和城市失业者提供食物、衣物、住处，同时，继续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从城市疏散过多的人口，让这些人到边疆务农，进行“逆工业化”。
与世界各国一样，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发财，已不在多数人的未来生活计划中。
经过几年努力，现在的国内经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虽然世界经济的复苏尚未开始，不过人们已经从最初的极度恐慌中镇定下来，天还没有塌，明天太阳依旧升起，照耀大地，给人温暖，给人希望，何况，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政府也不是毫无作为，“经济新政”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公共工程的开展、某些大型企业的国营化、来自政府和军队的官方订货、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延长兵役期……至少，许多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虽然收入微薄，而且工作艰苦，但是至少不必去济贫站排队领取救济品了。
“经济新政”虽然是现任大总统黎元洪批准实施的，但是如果没有前任大总统赵北制订出这份详尽的经济拯救方案的话，或许现在的失业者更多，社会也会更加动荡，甚至爆发革命，就像欧洲某些国家所爆发的革命一样，推翻无能的民选政府，推举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实行强人政治，用铁碗恢复秩序和经济，用军事手段扩大国际市场，而不是跟那些欧美强国与虎谋皮的进行毫无意义的外交磋商。
现在的许多中国平民都开始怀念当年“狂人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好生活，那个时候，或许在政治权力上缺少活力，但是至少不必操心明天的饭碗在哪里或许，如果“狂人总统”不是在1929年结束训政并下野为民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更好一些吧。
对于部分国民对“狂人总统”时代的留恋，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明确告诉国民，这场经济危机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