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判决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作出的。律师恩斯特说：“《尤利西斯》的胜诉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是对书籍审查者的一次粉碎性打击。从今以后，划清了色情诲淫的黄色读物与文学作品中正常而必要的性描写的界限，使作家们再也不必心有顾虑，拐弯抹角了。”
《尤利西斯》正式出版后，爱尔兰一位国务大臣马上登门拜访乔伊斯，表示要把它推荐给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乔伊斯的答复是：“那不会给我带来那个奖金，倒会使你丢掉国务大臣的职位。”当时正在巴黎的柬埔寨国王，后来甚至自己改名为列那·尤利西斯。
自那以后，这部小说就成为读书界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也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几乎年年都有乔学研究的专著问世，简直足以摆几个书架了。这真应验了甚至超出乔伊斯所预言的不朽了。
我们这个译本主要根据的是莎士比亚书屋一九二二年版。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把它重印了，编入《世界古典文库》中，并加了四种附录，即（一）古尔伯特的《尤利西斯》各章与《奥德修纪》内容的对照。（二）《尤利西斯》在《小评论》及《唯我主义者》二刊物上连载的经过，以及此书的出版史——也即是版本史。（三）正误表。（四）注释。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版本。在翻译中，我们还曾参照过奥德赛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伯德里·海德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和一九八九年版，以及《企鹅丛书》一九八0 年版。凡有助于理解原著处，我们就根据上述版本做了些改动，一部分已在注释中说明。
六
一九二二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一九九四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动手之前，我绝没料到各方对我们翻译此书会寄予如此的关注。国内报刊报道之外，国外也十分重视这件事。不晓得一些有心人士是从哪里打听到我们的住址的，抽冷子就收到陌生读者的来信，信上往往只有一句话：“您和文洁若女士翻译《尤利西斯》是对人类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祝你们工作顺利，早日成功。”九泉之下的那个爱尔兰幽灵乔伊斯倘若得知中国读者对此书给以这样崇高的评价，还不知他会欣慰到怎样的地步！
更奇怪的是域外对中国在翻译《尤利西斯》的重视。
一天，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女士突然打电话要求来家采访，我照例是一口谢绝。但她一再说，访问中政治一个字也不谈，只谈中国翻译乔伊斯的事。我只好约她在一个下午到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来喝杯清茶。她想了解我们合作的程序，并要我们举十几个费解的词句来说明工作的难度，还翻看了一些堆在两个房间里的有关参考书。事后，她派人把经由美联社发往许多国家的那篇千余字的通讯，给我送来。其中说：“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解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因为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早就以太主观的罪名被共产党否定了。”
她的这篇通讯曾发到世界上百家报刊，其中，葡萄牙报纸刊载时，标题为《布卢姆在中国》，加拿大一家法语报纸的标题是《布卢姆在北京》。仿佛他早就应来到这里似的。原来平时从事政治经济报道的美联社之所以关注我们这项工作，是由于他们想从《尤利西斯》的翻译，来衡量眼下中国在文艺方面开放的尺度。因此，她那篇通讯的题目是：《外国书为中国作家打开禁区》。
去年十二月初，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驻京记者罗伯特·便亚敏也来我家采访。他是先读了我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的英译本才来访问的。他在通讯中同样特别强调这本书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有可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是由于“它的写法曾与中国文化委员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抵触”。一个下午，加拿大多伦多电台忽然对我作了一次电话采访。采访者大概还是个内行。他先问起四十年代在剑桥研究英国心理小说时的情况，然后才转到今天我对乔伊斯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