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我因从前两次采访中已了解到西方对我们译此书的兴趣所在，就索牲顺水推舟，对他说：“今天我们能译这本书，正可以说明中国在文学艺术上的改革开放。”
我们从开始就是本着拓荒精神从事这一工作的，意识到搞的是个初译本——或者说是试译本。有些国家的《尤利西斯》译本不止一种。由于原作深奥，各家注释又有歧异，个中难免有猜译之处。希望将来会有更成熟、更完善的中译本问世。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基础工作。全书有大量的拉丁文及天主教用语。文洁若早年全家七个兄弟姐妹都在天主教办的学校里读过书，我也自幼上教会学校，背过《圣经》，还上过两年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所有宗教用语都来自教内，而不是我们杜撰的。遇到没有把握时，洁若还通过译林出版社向南京的神学院或向北东西什库北堂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请教过。
正如外国记者所指出的，倘若中国仍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之下，而没有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出版社约我们译这本书，这个空白也弥补不上。从一九四九年至七十年代末那三十年间，把乔伊斯搬到中国来是不可想象的。
我个人过去曾对这本书有过保留性的评价，那是由于当年我是把“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对立起来，绝对化了。我从开始写作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属于后者。这是由于我是在五四运动中度过童年的。我经历过贫穷，也曾看到祖国遭到践踏凌辱。我老早就认定一个中国作家只能为改善人生摆脱困境而写作。
但那不等于要闭上眼睛，“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自外于世界。
对于《尤利西斯》中一些纯文字游戏，我至今仍持保留态度。然而看人看事看作品，都应从整体出发。译完这部小说，我深深感到这确实是部气势万千的散文史诗。这是有文学以来作家第一次向人的内心世界挖掘，并真实地表现出潜意识中的矛盾与混乱，沮丧与憧憬。不能人人都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然而对于在艺术创作上敢于并能够攀登者，就无法不怀有崇敬之情。
七十多年来，西方也仍只有一个乔伊斯。说明肯定什么，推崇什么，并不等于那就成为道路、方向。艺术创作只能是个人智慧的结晶，心灵的影子。盲目地跟随、模仿，是死路一条。然而凡不甘于墨守成规、停滞不前的，都不会拒绝借鉴。小说，首先就是写人物。在乔伊斯之前，小说史上还没有过一个像布卢姆这样从里到外塑造得如此深而且厚的人物。他决不像皮影戏中的人物那样扁平，我们不但看到他的五官四肢，还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和脉搏。
《尤利西斯》确实把文学创作、小说艺术，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结束此序文之前，还得向读者申明，我们是在众多中外友人的热情帮助下完成这项工程的。
首先应感谢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社长李景端。是他那股要把这部书介绍过来的热情感动了我们，使我们踏上征途的。在翻译过程中，他不断给我们打气，并且在技术上给予了一切必要的支持。
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钟恩（Adrian Johnson）及艾得福（Christopher Edwards）以及爱尔兰大使塞尔玛·多兰（Thelma Doran）都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为我们提供各种参考书、地图以及录相带，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们设法帮助解答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有时还代我们向他们本国的专家请教。
我们特别要向爱尔兰裔加拿大小说家柯伟诺（Patrick Kavanagh）和他的夫人唐兰（Sarah Taylor）表示感谢。他们常住北京，对乔伊斯很有研究，同爱尔兰又有着血缘关系。最重要的是Patrick 是个热心肠的人，因而他就成为我们最经常呼唤的“救火队”。每逢假日他回到爱尔兰裔人聚居的家乡，必带上我们成串的问题。有的迎刃而解，有的他还到处代我们去请教。
自然，我还不能忘记四十年代我在剑桥王家学院时的导师瑞兰博士（Dr·Daddie Rylands），是他最早启发并指导我去读乔伊斯的。
在专业方面，关于音乐我们多次请教过孙明珠和刘国纪，医学方面麻烦过李璞和姜波，经济和法律方面经常向祝友三和易家祥请教，天文方面则向林盛然请教过。
在语言方面我们麻烦的朋友就更多了。全书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处很多。我们主要请教的是老友杨宪益。梵文及佛学则多次请教过季羡林教授。阿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