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发生后，史量才倾全力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支持抗战，为此被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不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被宋庆龄推荐为“同盟”的执行委员。此后，史量才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在《申报》上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和活动情况。特别是“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的人暗杀后，《申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报道中，充满了社会民众的愤慨和死者亲属血和泪的控诉。史量才这样做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但使蒋介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万兵。”史量才毫不畏惧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段对话是否真有其事已无法证实，但史量才确实在悲壮地向生命的终点走去。
杨杏佛被暗杀后，史量才心里就有了不安。杨杏佛是史量才的老朋友，杨杏佛的为人他了解，不会得罪别的什么人，只是抨击了蒋介石的政策而得罪了蒋介石才……史量才始终怀疑杨杏佛的死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为此他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由于《申报》多次得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有可能派人来暗杀他。于是，史量才高价雇佣了四个武艺高强的保镖，在自己的小汽车上安装了防弹钢板，而且轻易不出租界，偶然出去也非常隐秘只有司机和保镖知道。当然，此时的史量才并不清楚蒋介石确已向戴笠下达了暗杀令，而促使蒋介石最后下决心要杀史量才的原因，是戴笠提供的情报。这份情报的内容是：“……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管的《申报》等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言论，完全是为共产党张目。另据查，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此事我们正在进一步查证……”早就有除掉史量才念头的蒋介石，见此情报后，当即在上面批示：不要再核查了，对史量才密裁具报。
戴笠又一次去上海布置暗杀史量才的行动。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仍然是刺杀杨杏佛的那帮人，行动组负责人依然是赵理君。
因为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的报馆都在租界内，戴笠原准备在租界内动手，后由于在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报馆附近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了解史量才的活动规律和实施暗杀行动之用。加上自租界内发生“杨杏佛血案”后，租界巡捕房加强了警戒，史量才本人出门也不离保险汽车而且来去无规律，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难以拟定出可行的行动方案。戴笠吸取了刺杀杨杏佛时手下人被租界巡捕房抓获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方案，另外再寻找动手的地点。也就在这时，行动组的人员通过上海帮会的关系，结识上了史量才的汽车司机，并从该司机的口里得知史量才有时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休憩。于是，戴笠指示赵理君带行动组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定在杭州动手的计划。此时，有份调查到的材料引起了戴笠的注意。这份材料上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来是上海滩上的名妓。那时，沈秋水曾深得江苏镇江一个叫陶宝骏的宠爱。陶宝骏于辛亥革命时，带着在清朝廷里任军职时贪污的几十万军饷避居于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士英探得陶宝骏有可能割据镇江自任都督的可能，即以欺骗的手法将陶宝骏捉拿后枪决，而那几十万的横财仍旧存放于沈秋水处。沈秋水得此横财后，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不久被与沈秋水恩情并重的史量才得知，史量才遂取沈秋水为续房，陶宝骏的那笔巨财也就落入史量才的掌握之中。过后，史量才用此财在杭州建造了山庄，并以沈秋水的名字命名。此事没过多久被陶宝骏的家人知悉，扬言要向史量才复仇。史量才自知处境险恶，所以平时行动格外小心……戴笠看完此材料，心里有了自己的主意。他指挥赵理君等人，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在《申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宝骏的家人已潜至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同时，戴笠还让人到处扬言陶宝骏的死是史量才串通沪军都督陈英士共同谋害的，意在吞并大笔巨财。戴笠的这几手逼得史量才一下没有了退路，为此好些人上门劝史量才到外地暂避风险。史量才考虑再三，决定去杭州“秋水山庄”住上一段时日。
这是戴笠所需要的结果。
戴笠带着行动组几乎与史量才同时到达杭州，他原来打算在“秋水山庄”附近动手刺杀史量才，后考虑到如果把史量才杀害于杭州市区，杭州警察局就无法推卸破案的责任，而杭州警察局局长又是他戴笠的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戴笠与杭州警察局多次研究后，最后决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