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回上海时在沪杭公路上拦截杀人，并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翁家埠作为阻击点。此时的史量才已在“秋水山庄”住了一月有余，尽管有沈秋水陪伴在身边但他的心仍然在《申报》，特别是《申报》的总编换成蒋介石的人后，他的心始终放不下。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史量才动身了。还是那辆装有防弹钢板的车，车里除了史量才和沈秋水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内侄女沈丽娟等人。当汽车开上沪杭公路不久，忽然见有辆老式的别克敞蓬车挡在公路的中央，有几个人围着那车好像在检查着什么。当史量才的车缓慢地靠近这辆别克车时，突然车边上的那些人拔枪向车里射击。史量才知道大事不好，拉着儿子打开车门就跑。史量才儿子因跑得快逃脱了戴笠手下人的追杀，而史量才自己因身体太弱跑得慢，慌乱中躲进了附近的一间茅屋。后又从茅屋的后门穿出，躲进了边上已经干涸的一个小水塘。但史量才最终没有躲过被害的命运，没一会被追上来的赵理君等人发现了。赵理君没待史量才缓过神来，就举枪朝史量才的头部开了一枪……。
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就这样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
十一天后，也是下午，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惨遭杀害。
戴笠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接到蒋介石密裁史量才和吉鸿昌的命令的。因为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到天津后，在共产党的协助下联络了一批下野的军人，建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组织，而且还创办了《民族战线》的杂志，进行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由于当时蒋介石密裁史量才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戴笠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上海史量才的身上，而天津吉鸿昌的事就交给了已是特务处北平站站长的陈恭澍。当然，具体的行动细节仍然要戴笠研究确认后才能实施。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责任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蒋介石的密裁令，他与手下的情报组长王文经多次商量后，决定由王文经吸收几名“胆大心细”的行动人员，由他们具体执行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王文经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选，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他又去了北平。在北平西单商场的门前，王文经凑巧碰上了多年没见过面的表兄吕一民。就在见面的瞬间，王文经忽地觉得吕一民正是自己要找的最好人选。
吕一民出生在河北宝坻县一个有千余亩土地的富户家里，从小被母亲娇生惯养，生性贪婪自私。吕一民还没有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一九二五年五月，河南大土匪樊钟秀为了扩充势力称霸一方，在河南临颖成立一所“建国军官学校”，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听说后，携巨款到该校报名。“建国军官学校”接受了吕一民的捐款后，给他当上了一名班长。善于投机钻营的吕一民把城市学员作为自己拉拢的对象，没过多久他就与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号称“嵩山三十六友”。一年后，在“嵩山三十六友”的帮助下，吕一民当上了第四集团军第十八教导团上尉副官。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时，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在与日本人进行军火交易时曾捞到不少的好处。中原大战结束后，吕一民来到北平，在辟才胡同附近买了栋房子，而且很快与一个风流少妇住在了一起。不久，由于他做官发财的心不死，辗转找到了一个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有关系的人，引荐他参加了胡汉民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而建立的“新国民党”组织，并且还担任了“别动队”里的小组长。后吕一民又返回北平，专门组织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他期望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的元老派掌权，这样他就能被委以重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下台而且势力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终于，吕一民觉得在仕途上已没有了希望，遂即消沉了下去。所以，当王文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下又看到了希望。当晚，吕一民把王文经引到家中盛情款待。当他清楚了王文经的身份和此次来北平招人的事后，即表示愿意听从王文经差遣的愿望。王文经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就告诉吕一民要回天津汇报后才能定。吕一民惟恐会失去这次好机会，夜里就让那个风流少妇陪王文经睡觉，而且还连夜写了誓愿书。第二天早上王文经离开时，吕一民还给王文经的袋里塞了红包。王文经回到天津把吕一民的情况细说后，陈恭澍没多问什么就同意了。
就这样，吕一民到了天津。
吕一民到天津后，按照王文经的吩咐找到了叔伯侄子吕问友，拉拢他一道参加了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组。此时，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秘密地租了幢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