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发迹却要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初混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了。一九三一年初，戴笠刚到蒋介石身边搜集情报时，陈诚又已升为第十八军军长，而且已是蒋介石手下的主力战将了。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为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和才干过人，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行事作风。陈诚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加上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盾，他对国民党内许多高官均看不上眼。陈诚认为何应钦是没有用的“烂好人”，始终不与其合作。他有时也痛恨白崇禧，讥讽白只会处处玩小聪明。不过，在陈诚眼里最看不起的是胡宗南。他认为胡宗南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是靠机缘而得志。还有那个汤恩伯，陈诚觉得此人专与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汤所带的部队军纪涣散，以致日本军队来进攻时官兵毫无斗志，一触即溃。至于对戴笠此人，陈诚认为戴常以盯梢和窃听等手段取宠于蒋介石更是小人之做法。应该说，陈诚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重要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也属正常，但站在他对立面的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原来对陈诚并无恶意的戴笠，对陈诚自然而然地冷落了起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俩人站到了对立面上。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军统局的头而对戴笠逢迎巴结。
如果抛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常常使人感到痛恶的特工活动。为此，陈诚历来不肯对戴笠军统局的工作给予合作，他甚至在自己管辖的系统内自建特工组织，目的就是要防范戴笠军统局的人渗透和打入进来。这种敢于自建独立于戴笠军统局之外的特工组织，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除张学良和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但张学良和胡宗南的做法是得到戴笠默许的，并与戴笠的军统局都有很好的合作，而陈诚手下的特工系统完全是独树一帜，根本就不容许戴笠的军统局插手和顾问。这自然使戴笠有了怨气，但又无可奈何。这并不是戴笠没有办法对付，而是此时政治上极度敏感的戴笠已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所以，戴笠不愿在这件事上与陈诚公开闹僵。这从表面上看戴笠是在为自己的后路在考虑，其实他是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窥测方向，因为在许多时候他也想作蒋介石身后的第一人。为此，戴笠觉得陈诚显然对他的政治前途是最不利的，是他政治上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对这，陈诚也已感觉到，但他仍然没有把戴笠放在眼里。可戴笠是有耐心的，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他知道自己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他从不与陈诚作正面交锋。戴笠采取的是以静制动的手法，像头有经验的老狼在暗处等待着捕获猎物的时机。
戴笠的策略是成功的，终于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
这事起缘于抗日战争的初期。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进一步向湘西和川东逼近，因而陈诚有保卫刚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的重任。此时，由于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情绪十分严重。特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分子的公然投敌，更使国民党内的许多人对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失去了信心。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再败，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官僚和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给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他们觉得，倘若要使中国有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让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材进入高层，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这批青年军官，把陈诚作为理想的辅佐蒋介石的优秀人材，并且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清君侧”计划。不过，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还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军大学中寻找知音以扩大自己的力量。此外，他们积极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以求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
不过，这“清君侧计划”很快被军统局侦获，并将有关材料送到了戴笠的手上。无疑这是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撇开戴笠与陈诚之间私人恩怨不说，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