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为此，戴笠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国民党太湖剿匪总司令。任援道早就投靠了军统，此时他手下有七个师的部队分布在京、沪、杭的铁路沿线。当接到戴笠的密令后，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队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挥随时准备阻击新四军的进城。在这期间，戴笠担心周佛海会有变故给接收上海带来麻烦，遂给程克强发了密电，命令他在暗中必须要掌控好周佛海。
没多日，程克强给戴笠复电说，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虑到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门的伪军力量，建议把“上海行动总队”改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后，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非常重要。应该说，在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别是对接收上海的工作，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是对头的。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首脑”。但是，周佛海对在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自从投靠戴笠后，周佛海通过手段迫使陈公博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当上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并把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的任上调到上海市任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让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来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电后，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汪伪政府里的高官所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此时，周佛海既为自己能在这以前就及时转舵而感到庆幸，也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感激不已。
不过，周佛海毕竟是个有心眼的人，戴笠是要他维持上海的秩序，等候国民党重庆政府的接收，而这“等候”两字是很有讲究的。在这“等候”期间，如果不出差错那最后的结果尚有可为，而一旦出了乱子就很有可能被戴笠抓住把柄借机除去。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实际权力交给了程克强，把要实行的重大任务全都交给了军统局的人员去办，而他自己只做临时性的配角。其实，这时的周佛海如何做才算是尽职的，戴笠已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衡量了。在戴笠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遥控指挥下，归属于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和各路特务武装都先后火速赶往了上海。在用武装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时，戴笠的眼光盯到了稳定上海的经济上。当他找特地从重庆赶来淳安的邓葆光个别谈话时，特地交代邓葆光到上海后要对上海的经济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的方案。戴笠对邓葆光说：“此事马虎不得，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并报给委员长，我要让委员长看到我们这个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很有眼光的。”看得出，戴笠为了使蒋介石看重军统局的分量可谓用心到家。
戴笠为了使邓葆光到上海能尽快地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再三吩咐邓葆光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周佛海大家已知，这周作民笔者在此叙说几句。戴笠所说的周作民，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经常就金融问题向蒋介石献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利用与日蒋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继续做银行的业务。香港被日本军队攻占后，周作民被日本人拘留，并被押回了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威逼和利诱，周作民就是不肯出山帮日本人做事，却暗中与戴笠保持着联系。而且军统地下特工人员使用的一部电台，就密藏在周作民在福开森路的公馆内。有段时间，当军统在其它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后，戴笠就是通过周作民公馆里的这部电台与上还的潜伏人员保持联系的。除此之外，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义救国军八十多两黄金以及给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局在经济上的后台老板之一。正由于这些原因，戴笠所以要邓葆光到上海后必须要找周作民。
上海的接收工作在戴笠的安排下进行的较快，而对伪首都南京的接管就不那么顺利了。
问题出在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的身上。
在周佛海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戴笠立即委任周镐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南京的接收工作和临时治安，并要周佛海从伪税警总团抽调出二百多枝短枪交给其妻舅杨佐华，由杨佐华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