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去！”苏轼忙起身谢恩毕，随了内侍退出不提。
自是苏轼深感高太皇太后知遇之恩，尝借语言文章规讽时政，藉以答报万一。卫尉丞毕仲游贻书忠告苏轼道：“君职非谏官，又非御史，乃好议论人长短，这乃是桩贾祸勾当，君宜知戒啦！”苏轼不听，规讽如故。恰值程颐稽讲经席，多用古礼。苏轼谓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当司马光死了开吊的时候，百官适有庆礼，事毕想转往吊祭。程颐反对道：“不可，《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有一个少年学士，却又不赞成程颐的说话，即用滑稽的口吻答道：”《论语》上并没有说是歌则不哭呀！“苏轼在旁冷笑道：”这是枉死市的叔孙通新制出这个礼。“程颐听了，不由大憾苏轼。因此，二人遂成嫌隙。不久，苏轼发策试馆职，有问题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益，而流入于刻。“于是程颐的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遂劾苏轼策问讪谤先帝。苏轼被劾，乃请求外调。侍御史吕陶上奏道：”台谏当秉至公，不可假借事端，图报私隙；而今贾易、朱光庭等弹劾苏轼，未免离经了。“左司谏王觌亦上奏道：”苏轼试题，不过略失轻重之体，关系尚小，若因这等吹毛求疵，闹门户的意见，而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关系倒大了。“范纯仁复上奏道：”苏轼着实无罪，弹劾的乃有所为而发，不可不察。“高太皇太后深以吕陶等奏议为是，临朝宣谕道：”详细观览苏轼的题意，是今日面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遂把弹劾苏轼的一案，搁置不问。又不久，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谏议大夫孔文仲，交章劾谕程颐不当在经席。遂罢程颐出管句西京国子监。
自是朝臣分立党派，互寻嫌隙，闹个不休。当时有三党最为著名：一洛党，二蜀党，三朔党。洛党以程颐为首领，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领，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领，归附的人最多。这三党都非奸邪，只互闹意气，遂致彼此不能相容，互相排挤。忽文彦博因老请求致仕，诏命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吕公著亦因老恳辞职位，乃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诏建筑第于东府的南面，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吕大防作事，一本朴直；范纯仁行政，务从宽大，二人都是无偏无党，协力佐治，政事很是清明。洛党、蜀党、朔党，时起争端，朝里不免多事。过了些时，诏授范镇银光禄大夫，封蜀郡公。这时范镇已八十一岁，受爵不久，便病殁了，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赐谥做忠文。范镇有个从孙唤名做范祖禹，从司马光在洛修《资治通鉴》十五载，不事进取；屡擢为右正言、起居郎、召试中书舍人，都不拜。当富弼死时，遗表极论王安石误国及新法弊害，嘱他进呈，朋辈惧怕这篇遗表获罪，多劝阻他不要进呈，他不肯负约，毕竟进呈上去，朝庭却不把他怎样。
他乃是吕公著的爱婿，他为避嫌，所以吕公著在朝，他只不出来做官，范镇可算得有孙了。这时朝臣有些谄谀的，因见得高太皇太后十分贤明，作奸不得，不敢从朝政上面做手脚，便想从私恩上面弄狡狯。因为从来贤明的人，凡百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不能蒙蔽他，独于私恩，难得看得透，抛得开。在这个地方，易为使他把贤明锢塞，把大义背弃，若从此路去迎合，十有九成靠得住他得信任倚重的。于是就奏请高太皇太后尊体高氏，加恩亲属。高太皇太后听奏，却不为动，也不当面叱斥，即日下一道诏谕，减裁亲属的恩泽。诏云：官冗之患，所从来尚矣；流弊之极，实萃于今。上有久闲失职之吏，则下有受害无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损入流之数，无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
永惟临御之始，尝敕有司：荫补私亲，自惟德薄，敢配前人？
已诏家庭之恩，只从母后之比。今又当损，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顾托之深，天下责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无爱于发肤。
矧此私恩，实同毫末。忠义之士，当识此诚，各忘内顾之恩，共成节约之制。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这道诏旨下来，那些想借私恩献媚高太皇太后的臣子，都暗地里伸伸舌头，自己知惧而罢，不敢再生妄想了。
忽朝里又发生桩不幸的事，司空吕公著已经病殁了。高太皇太后哭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