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闹翻，盖因他们参加了不同的派别。红卫兵推波助澜，整个大院折腾得像开锅一样。
孩子们了无心机，大人们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却可以使出极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张大字报指控我们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抽烟喝酒，偷公家的东西，还乱搞男女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无耻的造谣。特别是最后一项指控，简直恶毒透顶。在中国，说一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当，乃是破坏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人从此臭不可闻。
不用说，我们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这个蛊惑者，我们非砸烂他的狗头不可。但是大字报是匿名的，落款只写“几位革命群众”，我们去砸谁的狗头？我们又不能袖手不管，让流言蜚语把我们弄得名誉扫地。在这个大院，没几个人真正认识我们，可是很多人会看到这张大字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字报并不是总讲真情实话，也可以用来诬陷栽赃。人们用它来闹革命，也用它来作人身攻击。读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给无辜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只能星夜赶写一张大字报反戈一击。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当时觉得掷地有声，今天看来，却是毫无逻辑可言，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都是红卫兵，来自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们对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我们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坏习气有天生的免疫力，决不会沾染抽烟喝酒偷东西乱搞男女关系等恶习，那些匿名造谣诽谤红卫兵的人别有用心，革命群众应该提高警惕，挖出他们的黑后台。这个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派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大概我们的威胁惊动了高层领导，没几天，我们接到邀请去和中南局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谈话。他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
“我们可没有时间‘接见’他们了，我们还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记不得究竟还有什么大事等着我们去做，回想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对政治斗争感到厌倦。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斗争：理论和宣言，灵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牺牲。这是对权力的争夺，既丑恶又冷酷无情。够了，够了。9月还没过完，我们已决定离开广州。
在我们离开广州时，我们这一干人个个鸠形鹊面。我的嗓子全哑了，张开嘴什么音都发不出，真是种怪异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发表了太多的演说，终日跟人辩论，高声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压倒对方，加上睡眠少，饮食又无规律。有时我们连续两、三晚不睡觉，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甚至不吃饭。
其实我觉得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我们离开广州前的一个晚上，我跟着一队红卫兵在中山路上走。后半夜，整个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尽，两条腿像拖了两块大石头，越走越慢，另一个才14岁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结果我们腿一软，竟在马路中间睡着了。
其他红卫兵走出两里多，发现我们丢了，回过头来找。还好在他们找到之前我们没让汽车或卡车压死，不然我们就成烈士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后人眼里是愚不可及的。为了一个荒谬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而今历史已几乎完全把他们遗忘了。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可以写出这些书来。
15 半透明之夜
我若能在1966年倒头睡着在广州城里的大街上，第二年回到家中又何以夜夜失眠？这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躺在床上，睡眠像是跟我捉迷藏。我只好和自己论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去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小闯将，领导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每天都有于不完的事情，即使一天给我们48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时间睡觉。现在却镇日无所事事，这么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老革命变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为了保爹保娘开始反对文革，虽然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这样，但也为数不少。这些人真做得出！好了，现在我们又恢复学生身分了，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但复什么课呢？老师们全都学乖了：什么也不做的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日后也不会有人找麻烦说他们与学生为敌。
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1966年我的第二次串联是为革命还是为旅游？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