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心而论，杰克·史密斯并不是个种族主义者。就象汉唐时，我们看待游牧民族一样，史密斯也是如此看待华人的。而且，当时，他的小女儿得了急病，很有可能不治。所以，杰克·史密斯的回答极其无礼。他说：“你能帮我什么？”
抑制住翻白眼的冲动，我强硬而不失礼貌地说：“先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所以，我原谅你的无礼！我想问一下，是有人得脑膜炎了吗？”
杰克·史密斯飞快的说了句“对不起！我的小女儿得了急性脑膜炎，正在高烧，你有什么办法？”
脑膜炎在这时代没有特效药，最好的大概就是我手中的青霉素了。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何会那么好心，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我说：“我有一点办法，但我没有行医执照。”
我清楚的知道，青霉素是目前唯一的特效药。所以，我信心十足。这样的信心，非常的自信，是我的话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杰克·史密斯只犹豫了一下，就说道：“你有什么要求？”
我纯是偶然性的善心发作，自然而然的说：“没有要求。”，把两个从人留在座位那儿，我随杰克·史密斯前往他的包厢。
在包厢，我看到了一个美女和一个小女孩。前秃顶的医生也跟随前往，我犹豫了一下，有些儿事情得先说明白，“脑膜炎的后果，你们都清楚吗？我这药物需要先做皮试，没有过敏反应，方可使用；这种药物并不是百分百有效的，总有效率在百分之九十左右。你们要考虑清楚，是否使用？我只能说有很大可能治好，而不是一定能治好。”
我越说越后悔，装什么大瓣蒜，万一有事倒霉的一定是我，何况眼前着家伙一看就是有钱有势，我希望这家伙放弃。然而，杰克·史密斯刚刚已完全了解有关‘脑膜炎’的情况。眼前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看了看妻子，没有过多的犹豫，就作出决定，他说：“拜托你了。”
这时，我也没什么退路了，总不能现在打退堂鼓吧！我先给那个小女孩作了皮试，十五分钟后，我仔细观察，很好，丘疹大小不变，边缘无红晕，没有微粒和伪足，她对青霉素不过敏。我没有给这么小的孩子打过针，又有点儿紧张，便托那前秃顶给小姑娘打针。
随后的时间里，我的心悬在半空中，只勉强硬挺着。我们互相作了介绍，这个比我英俊一点点的家伙叫杰克·史密斯，他妻子叫珍妮·麦迪逊，秃顶叫亚里斯多德·克里，那家伙是个律师，……。
‘天呐！竟然是个律师！我一定会被要求赔偿一大笔钱，然后，被判一百年监禁，这真可笑！哪怕死在战场上，也比这强百倍，……’
就在我准备打倒众人，然后逃走时，珍妮说话了，她可真是个美人儿，“退烧了，退烧了！”。我凑上前去，摸摸她的额头，确实退烧了。我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这才注意到，小姑娘长的极可爱，完全继承了其父母的优点。不管怎么说，谢天谢地！我再也不作好人了！
我将注射器、棉花等沾有药物的一切东西都收起来，保密！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打发走克里——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是什么药。让刘大河回去说一下情况，我会晚回去几天。然后，我先去换钱，再找个旅馆——这没成功，我和黄华住在史密斯家了。看起来，他是个成功律师。其实，何止是成功，史密斯在全美律师中能排进前十，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最少也应该用‘非常成功’来形容。
在史密斯家住下来，我每天早晚给小姑娘玛丽打一针，白天就到曼哈顿岛东南端的华埠去，我要在匹兹堡开间中餐馆，所以，要买好多东西。华埠基本都是广东人，都说粤语，我去后不得不比比划划地说英语，所以，他们都说我不是中国人，真是搞笑！我给他们抄了几个家常菜，然后，很快的用筷子把它吃掉。最后，福伯勉强承认我是北京人——我还类人猿呐！我在那里买了许多调料，器具什么的，福伯爽快地给我打了八折。
小玛丽病刚好一点，就调皮起来。她跟我很亲，我给她讲牛郎织女、讲神话传说，给她唱《一条大河》，唱《中国心》，比照顾弟弟有意思多了。
一天晚饭后，史密斯和我座在二楼的阳台中吸烟——我们这几天已经比较熟悉了，起码他不会想着给我钱来报答我。双方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眼光见识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往往说起一个话题，就能说的很投机，我们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一次，史密斯问道：“董，你这次回美国想做些什么？”，他还是希望能帮助我，聊以报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