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做研究——我是有算计的。农校的名誉校长是姚永概，安徽高等学堂总教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实行裁兵加饷。新军的军饷是这样的，正兵月饷加至4两5钱，副兵月饷加至4两2钱，备补兵月饷加至3两3钱。正兵：副兵为1：2，备补兵每班一人。班、排长每月十几两，队官二十多，管带三十几两。协统近五十两，我是六十两。骑兵和炮兵都6两，管带以上还有一定的经费可以支出。但无论如何，就是不够花。而且，军饷还不是十足发放。按前练兵处章程，军官八成、军佐七成、署理六成开支。
我算了下，就算我不吃不喝，逢年过节过生日，我一年不搭里一千五百两，是绝对不够花。难怪袁士凯——想造反的人——都会贪污军饷。所以，每年除了我的生日，我一概不请客。我过生日时，我一分钱的礼也不收，自己掏一百两银子，买上一二十口生猪，请全标的人吃顿饭，军官聚一起，大家喝碗酒。伙食费一般是每人每月1。5~2两银子，我只收一两半，但我一分不贪，我军中吃的是细粮，每天还有三两肉，鸡鸭鱼蛋都很常见。
半年后，农庄全面负责新军的伙食，我进一步改善了新军伙食。我又开了座酒楼，每月也能有几千两的收益；我将伙食费的降到一两，士兵每人每月净剩二两，三百军官每人也能得到相当军饷一半的分红。（逾一年，我伙食费象征性地收三钱，军官可以得到的分红也超过军饷了。）
士兵学会了写信，虽然每封信里都有别字；军官也都能看懂地图，少数军官能在沙盘上作下不错的指挥。经过如此努力，我已经成功地在部队里建立起了威信——一言九鼎，我说了算数。军事不合格，有异样心事的人，在这里待不住，要求太严格，规矩太重——我到底把顾琢堂给挤走了，这家伙是北洋的人。我在军中禁止体罚，严格的训练和禁闭足已。我已经使军中将士初步接受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剩下就是巩固了。军中军医太少，我在训练中还加入了包扎和急救训练，并购置了绷带和药物——哪有卖白药的，这金疮药质量也差了点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管带汪道铭率同等数量的新军，在演习中干净利落的将武备练军营击溃。不久，武备练军学堂停办——这一停办，与我无关。主要是由于当时陈仲甫领导的学生请愿——“电阻俄约”活动，在安徽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该活动被镇压了，但反清革命思想却在学生中极有市场。秋天，陈仲甫领导的革命组织“岳王会”成立，武备学堂的学生多数都参加了。从而，引起了安徽巡抚诚勋的警觉，将武备练军学堂停办。所以，这一停办，与新军没有什么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霍元甲偕弟子刘振声来军中做武术教官。说句实在话，这时代练武的人很多，新军之中也有不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霍元甲虽然名声响亮，也还是有人不服。这个自然无须我多事，霍元甲横扫全军，无有敌手。
阿庭在1905年很不满意，在殖民统治上，美国确实远不如英国。1894年，美国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是使美国行之已久的限禁华工、歧视虐待华人的做法具体化、合法化。光绪三十年“禁约”十年期满，美国政府拒绝中国修约要求，执意继续保持原约，遂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这就是“抵制美货运动”的源由，其间，美国的形象一落千丈。
也无怪阿庭来信说，（美国）国务院里都是白痴。明明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偏偏办成这样。这件事给华源基金会带来许多麻烦：1903年去日本的留学生不足千人，今年已增加到四千余人；而1903年到美国的留学生有二千七，今年却不足千人；若非华源在欧洲也有基础，可以将这些留学生转尔引导到欧洲去。阿庭一定已经暴跳如雷了。
就是后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认为排华引起“巨大的、日益强烈的不满”，并“构成了对中国和美国良好关系的最严重威胁”。美国驻福州领事格雷西（S。L。 Gracey）也痛苦地承认抵制期间“产生的对美国人的不友好感情是难以估量的”。有意思的是，当格雷西打算将这番评论在波士顿一家报纸发表时，遭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止。
所以，当《纽约时报》得到了这个消息时，阿庭如获至宝，将其大幅刊登出来。此时，《纽约时报》销量六万多，是在美国有相当影响力的严肃报纸。这样一来，（美国）国务院就焦头烂额了。自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阿庭的麻烦在后头。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