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京均与洋人达成了极苛刻的协议，我也一概不理。
安徽原来的关税很少，每年也就十几万。革命后，我大量进口各种设备，关税猛涨到几千万，英国人眼红死了。我当然不会给。我先是讨论原来关税的使用问题，然后，干脆在议会通过决议，否决了一切使用安徽关税的协约，决定安徽关税全额用于安徽义务教育——俺们也是民选政府，俺也没有办法，我像美国人一样耸耸肩膀——反正，欧洲局势紧张，谁也不能派大军过来。加之，我聘请了德国人和美国人作为海关监督，帮助制定海关制度，开办海关学校，培养海关工作人员——我聘请的人员，是为我工作，没有人事任免权，如果让我不满意，就让他走人。当然，他行使正常权力，我也不会干涉。
联省的远洋运输船只，都是外国——主要是美国的，所以，英国人一时间，也拿我没有办法。再后来，为了争夺关税，我把厘金定为2％，华洋皆可办理子口税的三联单。
厘金产生于太平天国运动，当时，清政府为了筹集军饷，而增加的税收。不仅名目繁多，而且重复征税。后来，各国与清约定：使洋商洋货仅缴纳2。5％的子口税，以顶厘金。这样一来，洋商洋货交税少，自然大行其道了。我降低税收，就是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增加我的税收。
随着安徽各码头，铁路的建成通车，安徽增加了马鞍山、铜陵两处海关。因为可以少缴纳千分之五的税，不仅华商愿意经安徽出入关，连不少外国公司也愿意由此出入境。随后，就出现了日本军舰和英国军舰撞沉中国轮船的事件。接下来，就是‘二次革命’，我一举囊括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七省，英国人便不再与我讨论海关问题了。待青岛战争后，就是我与英国人讨论海关问题。
欧战开始后，德国人全面退出，我的海关监督主要是美国人。我控制的海关也增加了青岛、苏州（新）、泉州（新）和三都澳（新）。三都澳原本设有福海关，但控制在英国人的手里。于是我新建扩建了码头，正式成立了三都澳海关。
＇注＇为了协调海关税收，1915年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联省、美国、英国为主的海关委员会，作用类似联合国，勾通作用多于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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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的讲述，也到了尾声，“……这样一来，各国无从结成同盟，也就没有办法封锁我国。关税问题的主动权，也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至于其它方面的问题，与这些相比，都是各国单独约定。在目前的形势下，废除不会很困难。
……”
日本政府决策不快，执行却很迅速。
10月初，继美国之后，日本也与中国开始谈判。虽然几方面都没有张扬，却也没有下力气在保密上。也就是说，防君子不防小人，中美、中日谈判的事情，很快泄露了。
英国公使朱尔典知道情况后，很是不满意。在与芮恩施商谈无果后，便发电回国，请求国内支援。英国方面自然会努力对美国施加影响。作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美国多少也要注意盟友的感受。然后，芮恩施就接到了含义不明的一封电文。电文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门户开放’是美国的基本政策，同时催促他加紧与中方的谈判。
于是，芮恩施在谈判中又加入了‘门户开放’。当然，芮恩施也表示，仍然支持中方关税自主。并且，愿意就领事裁判权、租界等一系列问题，与中方展开谈判。顾维钧就心领神会的把‘门户开放’含糊不清的放在一边，便不理会了。想想也是，美国在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提出了‘门户开放’。现在，美国有机会独占中国市场，怎么会被这束缚住手脚。在牵涉到利益的时候，美国人只有一个标准——“利益”。
至于日本方面，日置益则回答说，目前正在商谈如何处理“安东事件”。值得一提的是，中方的谈判代表是唐绍仪，黄庭芳作为助手参加谈判。
唐绍仪是民国第一任总理，与袁世凯本是好友。但唐绍仪相信民主，更注重国家利益，真心与国民党合作，无一不犯袁的忌讳。只当了三个月总理，就辞职了。随后几年，历经1913年内战，1914年青岛冲突，对国民革命党也心灰意冷，便待在上海想经商。那时候，我正好对顾维钧不满，又深知唐绍仪的能力，便邀请他作为外交司副司长。人要是当惯了官，不当官，他就难受。联省的政策，也很合其心意，唐绍仪稍为考虑，就答应了。
黄庭芳则是联省驻日本的商务代办，干的很不错。前一阵，我预备对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