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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还是关税。
……”
顾维钧神采飞扬，颇有一切尽在掌握的信心。我在心中暗自称赞，顾维钧的能力确实有。所以，即便我有几分不喜，却也包容了下来。其实，顾维钧曾给我讲解过关税的问题，只是没有这么详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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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冲突之后，我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不久，就想迫不及待的想派出军队，强行收回海关关税的控制权。
关税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穿越前，中国刚刚“入关”——这“关”就是关税的关。那时候，中国一片“狼来了”的呼声，各行业都面临着重新洗牌。由此可见，关税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关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的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税则，必须与英国“秉公议定”。确立了片面协定关税原则。1843年，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议定关税率，清廷提出的税率被英国代表否决，按英国的意见，中国进口税率为5％的从价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则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此后，中国每次修订关税，都是只有在16…17个列强一致同意后，才能实施。
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对英法800万两的巨额赔款，由中国关税收入内扣缴，一年分四次，每次交关税收入的1/5； 1877年英国对华500万两贷款，指定海关税收作担保。关税成为对外赔款及借债的抵押品。
辛亥革命时，为确保中国对外赔款和外债的偿还，列强擅自决定将中国关税收入分别存入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并由其组成的“海关联合委员会“实行外籍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的办法。
我有意全面改变这一现状，以驻军强行将其收回——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故，我与顾维钧说起此事时，顾大惊失色，连声道：“不可！不可！”
我仔细一问，却是我想差了。
“第一，关税的种种，都是有条约约定，无论公平与否，事关国家信誉，不可擅自更改；
第二，关税关系到各国的根本利益，如此处理，势必使各国团结一致，向我施加压力；
前者，并不是很重要，条约的签定在于实力。后者就很可怕了。”
剩下的话，不必多说，我自然清楚。
人不能与世界为敌，国家也一样。
到时候，我若屈服，以后就再修改条约，更难；我若不肯屈服，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统治者——像慈嬉向11国宣战那么愚蠢。
假如说，诸国联军被我打败，可能性还是有的，中国也一定损失惨重，而后，还要面临几十年的封锁。或者说，各国暂时无力关注中国，只是先封锁我，但迟早也会对我开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说起来，铿锵有力。毛时代还有苏联的扶持，可折腾几十年，还不是得改革开放。
这是大势所趋，大利所在，由不得你不低头。你要非说，我宁死不屈，那是斗气了。不说国内许多方面尚是空白，如果都一点一滴的自力更生，需要多少年？就是某些原料的不足，就足以使我事半功倍了。远了不说，钢材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可高级钢材所须的矿产资源，中国储量并不多，且品质低下，开采艰难。现代工业的血液——石油，中国又有多少？
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不能制定规则，你就只能遵守规则。
当时，顾维钧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思路——就是像日本一样，外交解决。顾这一介绍，我才知道。原来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才废除十几年，关税自主更是1911年的事情。
专业问题，由专家解决——虽然我管理知识不多，但基本的常识，还是清楚的。
反正，联省的海关，一向是由军政府控制。在安庆起义后，我就接收了海关——安徽只有芜湖和安庆两处常关。因为各国起初保持中立，所以我和平的接收了海关。待英、俄、德等国谋求控制中国海关时，我先是以“各国没有承认我革命政府，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为由，加以拒绝。至于洋鬼子说的“外交纠纷”，也就吓唬吓唬孙中山，对我是无效的。后来，在安庆查出英国商人运输的鸦片，英国军舰开过来，我也没理会——打起来，我不会吃亏。关税到我手里，别人就甭想拿走。再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