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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美日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轻工业基础较差，不仅落后于美国，相对日本而言，也要差一些儿。在轻工产品这一块，日美商品的关税为20~30％，整个市场中，中国商品在抵挡市场占优势；在中档市场与日、美商品相比之下，竞争力普通；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与日美，主要是美国产品，在高档市场相竞争。
后来，中国与英、法关系稍有缓和。但失去的市场，就不是那么容易夺回了。英国依靠传统优势，占据份额较大，也不足5％，更不要说法国了。同样，中国商品的出口，也遭遇重创。
中日的秘密条约，执行就差很多了。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从东北撤军、军队限制问题。
“无论中国方面，能否从沙俄手中收回东北。日本在日俄战中，对中国有利之处，中方还是铭记在心的。尽管日方在保管满铁时，已经从中获取了丰厚利益，完全弥补了日方的付出外，还有高昂的利润。但是，中方仍然对此表示感激。为了中日间的传统友谊，中方愿意以两亿元——这个价格是双方财会人员反复核算出来的，赎买回满铁。同时，中方同意日方将不超过这一数额的资金，不包括由此产生的收益，以参股的形势，从事某些行业。”——蒋百里如是说，很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却不是日本人愿意接受的。
日本人更多的是，高喊着“十万鲜血和二十亿国砮”——完全不顾及本钱收回的事实。中日国民间，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导致了许多问题。在日军撤离东北前，国防军是长期保持高度警戒的。然，仍有相当严重的冲突发生。国防军方面奉有严令，先是保持克制，但出手凶狠。整体来讲，国防军没占什么便宜，却也没有吃亏。金桥事件中，一次打死打伤一百多日军，损失全找回来了。
“金桥事件”，就是在金洲陆桥地区发生的一次冲突。在冲突中，一个排的国防军战士遇到袭击后，直接呼叫了空军，六架战斗机，36挺轻机枪，28800发子弹，几乎把在场日军全部撕成碎片。
金桥事件，险些酿成两军的大规模交火。好在损失的都是“一百五十文一小队”的普通日本士兵。而双方高级军官比较稳重，并能够切实掌握部队——感谢日本陆军还为独自行动，再过十年，早开战了。在中日的紧急磋商、通力合作之下，很快就杳无声息了。参与鼓动日军小队越界，挑起冲突的所有军官，只有背景深厚的某几人回国后，被强制退役，其余几人均被秘密处置了。
此后，双方又反复研究，再次扩大了隔离区，加快了撤军速度。
军队限制，也是个大问题。
中国海军的战列舰不过七八万吨，没有什么问题。而日本限制陆军，则需要裁减部分陆军，执行起来就困难重重了。日陆军坚持抵制之一条款，声称其出卖了“大日本皇军”的利益。连田中义一都受到了人身威胁，别说其他负责签署条约的人了。日本陆军出身的元老山朋，也很难压制这股风潮。于是，裁军计划不断制定，却始终停留在纸上。
直到我宣布了五年的造舰计划，宣称要以每年一艘战列舰艇的速度，增加中国海军的战力。并在1919年中，开始建造一艘大洋级战列舰。面对日本方面的抗议，我告诉日置益。我对日方的拒绝履约行为，极为不满。中国并没有违反约定，无论是朝鲜问题、合资公司问题，还是海军问题，中方都严格遵守约定。但日方的执行情况，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裁军问题，还是西伯利亚驻军问题，日本都严重违反了约定。
日置益无话可说，只好一再道歉，声明日本不是不执行，并强调裁减陆军的困难。我也表示了理解，但开始建造的军舰，是不能停工的。如果日方履行诺言，那中方也会履行诺言——到时候，中方可以废除一艘旧战列舰，仍不会违反约定。但是如果日方不能信守诺言，那么，中方也只能够表示遗憾了。
这时候，日本由于西伯利亚驻军问题，在国际上受到强大压力。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也使日本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尤其是合资公司，对日本非常重要。
此后，日本的裁军才正式有所进展。制定了一个，为期一年半的裁军计划，并裁减了一个师团。同时，开始从西伯利亚撤军。
1919年初，中日秘密合资成立了亚兴投资公司，总资本额四亿元，中、日各占百分之五十。期限为二十年。过期后，股份全部归中方所有。在此其间，一切按照商业惯例正常经营。获得的收益，每年至少须以固定比例，投资到设备更新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