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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地上封锁，希腊与意大利交战中，也愿意亲近英国。但在德国近在咫尺的威胁下，希腊不会冒着触怒德国的危险，断绝物资运输的，最多也就是限制少部分敏感物资的运输。贝尔格莱德的态度倒是很强硬，然不走南斯拉夫还可以走罗马尼亚，可以走意大利。
再说，德国已经把边界扩张到巴尔干半岛，没有一个人认为巴尔干半岛国家可以抵挡德军的进攻。也就是说，即使英国成功的在这里中断了运输，德国恢复它也不会很难。
于是，在麦金托什上校的建议下，众人把目光挪到了西亚地区。土耳其和伊朗两国都是中德路线的必由之路，只要有一国倾向英国，就能终止中德间的贸易。
然而，考虑再三之后，丘吉尔发现，这个主意也不是很理想。
如果早上二十年，伊朗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土耳其是欧洲病夫，英国自然是想怎样就怎样。现在嘛，伊朗在礼萨·汗的领导下21年就独立了，土耳其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于24年独立。
丘吉尔仔细研究过后，还是放弃了使用武力的打算，大英帝国的武力实在不足为凭，他决定尽量采用外交手段，把土耳其拉到英国一边。相对而言，土耳其与英国的关系更好一些儿。距离中国也远一点儿，中国武力干涉的可能性也小一些儿。
至于从源头上截断德国的物资补给，丘吉尔并不认为有可行性。中国自独立以来，和英国的关系就一直不好，多半时间里，两国关系只能用恶劣来形容。中国由于实力不及，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但中国现实的狠，与犹太人差不多，在贸易上向来一视同仁——丘吉尔在欧战就知道了这一事实。因此，在他看来，英国不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大市场，更多利益，外交部与中国的交涉，只是略尽人事而已。
中国是在24年前后，与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等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但真正的发展，还是在28年以后。从那时候开始，主持中国的外交的人选，从顾维钧换成了唐绍仪，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这也不光是外长变化引起的，中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
在二十年代初，中国立国未久，实力平平，自然在外交上要低调，需要周旋于列强之间。待唐绍仪接任外交部长，那已经是28年，中国国力大为改观，政策也就随之一变。更注重中国的国家利益，注重发展与弱小国家的外交关系，积极主动为国家谋取利益，并维护华人在外海的切身利益。
像伊朗和土耳其这样重要的亚欧大陆桥，自然是中国外交的重点。
中国也算是列强之一了，但中国在对外交往上，政策与各国有所不同。我没有照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中国没有对外殖民的企图，彼此之间交往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使各国对中国的印象不错。
老实说，我知道，殖民主义已经落伍了，就直接采用了经济剥削办法——试图把各国变成中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实质其实与殖民主义是一样的，却更为隐蔽，手段更缓和，也无意使用武力强迫各国，来谋求暴利。
这样一来，中国就没有什么压迫性了。“经济剥削”是生产力差距决定的，你的生产力落后，技术落后，必然会受到剥削。唯一的区别，就是哪国来剥削罢了。
所以，各国都觉得中国比较好相处，贷款也好，商贸也好，外交也好，都有几分平等的味道。且中国又不会插手干涉别国的内政，只要求与各国同等的贸易条件。各弱小国家自然愿意与中国打交道。
当然，凡事没有绝对的。需要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维护一个亲中的政权。反正，我不动用大部队，还可以动用龙牙。关键的时候，一把匕首就可以改变政治局势的。但手段更隐蔽，效果更显著，就如同在泰国发生的那样。
泰国原名暹罗——39年改的名字，1896年，英、法签订条约，规定暹罗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国，从而使暹罗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1932年6月，人民党发动政变，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1938年，披耶帕凤告退后，銮披汶·颂堪开始执政。
但銮披汶在法国留学时，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在任期间，奉行亲日外交，推行大泰族主义方针，对外挑起边境纠纷，对内煽动泰人与华人的民族隔阂。其他的都无所谓，但针对华人的措施，就令人很不满意了。在稍晚些儿时候，就意外身亡了。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