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完全没有关心过它②。我之所以必须提到它，乃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它充满着关于未来的希望，并很可能是所有分析活动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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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正在考虑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方面、在培养下一代的活动中的运用。令人欣慰的是，我至少可以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ＡｎａＦｒｅｕｄ）③已把这一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已
①见《引论》第十讲，载标准版。——英译注。
②虽然这很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关系的最长的一次论述，但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论述以外，他在“小汉斯”病例的第三章第三节中也极为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在为普非斯特尔（Ｐｆｉｓｔｅｒ）和艾赫洪（Ａｉｃｈｏｒｎ）分别所著的两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谈到这种关系。 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关于儿童的性启蒙》的主题，它在《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一文的第四节末段中又被提到，对该问题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幻想的未来》第九、十章中，起因是谈到了宗教教育问题。——英译注。
③安娜。弗洛伊德（１８９５—？）自我心理学（Ｅｇ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她强调自我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中译注。
在这一方面弥补了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运用的途径不难找到。当我们治疗某个成年精神病人，追踪他的症状的决定因素时，我们常常被引回到他的童年时期。
无论对于认识病症还是制造疗效来说，我们关于病人童年以后时期的各种致病因素的知识，都是不够用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去了解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到一些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可能认识的事物，因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被认为是有关童年的见解中的错误。我们确认童年时期的最初几年——大概一直到五岁——具有特珠的重要性，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代，它遗留下来对于成年人的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各种诱使性因素；其次，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了幼稚的、脆弱的自我，像创伤那样折磨着自我。
自我不能躲开这些情感的风暴，只有靠压抑的办法才能避开它们。
童年期的自我就在这种状况中，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各种疾病和功能失调的倾向。
我们发现，童年期的艰难在于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几千年变化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对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对社会的初步适应。
儿童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实现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则要借助于教育①强加给他，我们对于儿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感到诧异。
在这些童年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病相等的状态，而那些后来产生了明显疾病的儿童则尤其如此。某些儿童尚未进入成年就产生了
①德文为“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在本部分均译为：“教育”。该词比英文的“教育”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培养”。——英译注。
神经性疾病，结果给他们的双亲和医生造成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分析疗法应用于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病症状的儿童，还是应用于尚处在性格发展不顺利阶段的儿童，我们都没有什么顾虑。我们的反对者担心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会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分析治疗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儿童患者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我们从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测的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历史材料）。而儿童从这种治疗中则受益匪浅。事实上对于分析治疗来说，儿童是极为适宜的对象；他们的疗效既彻底又持久。当然，为成年人设制的医疗技术需加以很大改变，方可运用于儿童。
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相去甚远。由于儿童尚无超自我，故自由联想（ｆｒｅ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方法远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移情作用（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亦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因为真正的双亲仍然处于负责的地位）。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内在的抵抗，在儿童的场合则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难所取代了。如果儿童的父母使他们自己成为儿童抵抗分析治疗的工具，则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会经常受到威胁。
所以，把对儿童的分析，与对其双亲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