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然而，就是这暴虐，却依然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也即久矣。
当然，赢政在位不过三十七年，加上二世胡亥的三年，仅仅四十年而已。如果再细致划分，嬴政九年（前238年）亲政，而初并天下，真正称为始皇帝，乃是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病死沙丘平台又是在尚未足年的七月，而陈短工的揭竿而起原是在二世元年（前209年）——不过，所谓的天下苦秦，似乎是不可以如此计算起始的，起码在嬴政之成为始皇帝之前，天下未必不曾苦秦。
当然，对这不够纯粹的至多区区四十年，历史学家会不屑地说，犹如短短一瞬，听上去竟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话的意思，在摆弄历史的算学概念上或许不错，但对于一个黑脑袋瓜儿黔首百姓的切实生活而言，历史的长河云云之于他们的个体生命，根本是不搭界的事，所以四十年甚至更短的十几二十年，也是需要他们一天天挨的，所以已经足够漫长，或者说足够久矣。
翻阅自初并天下至二世登基的不长不短的时间内，在陈短工举事之前，始皇帝制下，竟然没有一次成规模的反抗，所见至多不过零星的暗杀活动。譬如二十九年东游时，于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对照留侯的世家，此次行刺应当是张良为韩复仇，与刺客用百二十斤大铁椎潜伏狙击，却因情报不确，误中了扈从的副车。据说顶替皇帝被砸死的，是皇帝两个妃子。
另外一次则是三十一年十二月，皇帝微服夜行咸阳，在兰池宫与盗遭遇，随行武士尽管只有四人，但身手可想而知地了得，自然击杀了对手。但此次的遭遇，尽管有后人以为也是张良之属的六国遗臣，但大约未必如张良那样的计划行事，更可能是误打误撞，恐怕算不上是纯粹意义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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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3）
因为张良二十九年的行刺，乃是在皇帝正式出游的途中，预谋的潜伏是可能通过相应的侦缉手段做到的；而这一次的微服夜行，或许是皇上改腊为嘉平之后，赏赐黔首米羊之时的与民同乐，但终究属于兴之所致，行踪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两次行动都导致皇帝下令大索，但博狼沙事件乃是大索于天下，与此次的大索关中相比，足可见出皇帝所以为的事态严峻之不同。而之所以大索，也可见出刺客的余孽尚存，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人的行动，尽管属于游侠之类的精英所为，但却远不及陈短工吴伴当后来的乌合壮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反抗的代表性。换句话说，即便留侯和刺客的百二十斤大铁椎，比起陈吴们所斩的木头所揭的竿子，更具备武器的精致杀伤力，但其对国家政权的摧毁力度，却远不及木头和竿子们的呼唤效应，终于是小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
至于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坠星落地东郡为石，有黔首在石头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忿忿之辞，不过是怨望的发泄而已，较暗杀哪怕是误打误撞的遭遇行为更加不如，徒然招致皇帝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的酷烈杀戮。
黔首们对暴政之苦的反抗，最畅快的个案，大约只存在于一个叫作孟姜女的寡妇满腔仇怨的哭泣声中。只是，哭泣的眼泪，虽然足够宣泄苦的倾诉，却于苦的久矣生存，没有丝毫改变。长城的倒塌，只好是那个悲惨故事里无济于苦聊以自慰的可怜幻想。
所以，尽管皇帝被侯生卢生们以为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但自宗室以至黔首的朝野振恐，一片臣服，则是无疑的。因此，从国家角度来看，仆射周青臣的进颂，实在是当时状况写实的白描了：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暴政构成的恐惧，有时甚至比残酷的灭杀本身，更有缔造宾服的穿透力。因此，身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黔首们，比起不堪忍受的造反，对苦的忍耐，似乎更是他们生存的合适选择。对威权制度的畏惧，以及由畏惧导致的崇仰，都使得他们不得不恋栈于苟安，而对所谓的苦甚至久矣的苦，发自内心地保持一种鸵鸟的心态。生活的压迫，有时候也会使幸福感来得容易。三十亩地一头牛即便根本实现不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则是相对容易成就的生活境界，甚至付出血汗能够换来饭有得吃觉有得困的基本生存，也依然不失为一种安心的满足：有吃有喝还图个啥嘞。
正如贾先生所云：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威权压榨之下，大家都甘心做发臭的咸鱼，并不期待自己翻身。对威权统治的忍耐，诚然是极度的没顶的苦，但相对于忍耐之反动的不忍耐，似乎接受起来更加容易，所谓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好死不如赖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