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黄氏日钞》）。
这话却有毛病，所谓故智，无非前人运用过的智慧，没有别人使过后人再使就不够奇的道理，甚至，屡用屡新，或许才是更智慧也未可知。譬如前人的战例，后人往往仿效，对方如果知道，那是真正的险中求胜，或者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对方如果不知道，那只好怪自己连知道分子的资格都不够，趁早回家恶补常识才是。世界上果然没有两次可以趟过的同样河流，所以故智的运用，起码在哲学意义上，并没有什么破绽。
而所谓事先预设计谋不使皇上受窘，更是不得要领。虽然老话里一向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但那不仅需要小陈这样的策划人具有大智慧，也得看具有裁夺权力有资格最后下决心的皇上之接受水准。国姓郎中不是没有提醒过皇上，但立马被丢进大牢，小陈不是呆瓜，不触霉头当然是明哲保身的正经。而事到临头，再救皇上于水火，看得见，摸得着，皇上再缺水准，也得说这是明摆着的功劳。再说，设若当初他和国姓郎中一股脑儿踅到牢房就伴，皇上后来的危困又靠谁来破解？当然，高皇帝不是真缺水准的人，白登逃得性命，回来不但放了国姓郎中，当时看赏二千户，封关内侯，还坦然承认错误，砍了前边那十来茬诱导皇上犯错误的使者。
诡计达人（2）
另外的闲人则取法别样的只眼：
按韩王信、夏侯婴、匈奴等传，则汉之所以动阏氏解围者，止于重赂而已，乌有所谓奇秘之计哉？史公造为此言，遂使桓谭、应劭意测以美女动之，不惟鄙陋可羞，亦诬陈平甚矣。 梁玉绳《史记志疑》
该说这样的说法，动用了所谓本证，也即用《史记》来证《史记》。且看本证的详情。韩王信的列传里是这样说的：
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
夏侯婴列传里的记载也是类似：
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
《匈奴列传》则曰：
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汇合三处叙述，不难发现梁氏本证的游离，三处于阏氏原都一致是说厚遗，梁氏却说成重赂，悄悄的偷换了概念。因为赂的含义如果局限在送人钱财的话，遗则是宽泛意义上的给予馈遗，并不仅仅限于钱财。也就是说，通过本证看来，桓谭应劭的臆测，在阐释学角度，反倒的确存在可能的空间，而梁氏闲人的否定，则显得有些轻率。
至于以为动用了美女的威胁就算是鄙陋可羞，乃至是对陈平过分之诬，就更加的可笑了。美色未必不是贿赂的元素，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对单于的意向性贿赂，起码不输于钱财什么，不知道为何偏要一竿子敲死不可。金银珠宝之类的财产性利益和提供性服务之类的非财产性利益，即便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内容的明文标准衡量，也无一不符合所谓的不正当好处。子女玉帛从来就是强人打劫的主营项目，行贿也不过就是免去了撕掳的主动贡献而已，满足的依然是打劫的欲望。
政治的花样，无非就是敲击人性的弱点，无所谓高下，运用贿赂以及性贿赂，只要达到了贿赂的目的，解决了军国大事，回去还不都是可以下账到诸如国务机要费之类的花色名目里面。既然能够拯皇上于危难之际，便不可以轻易将贿赂以及性贿赂屏除在奇计之外。如果说这样就有什么鄙陋可羞的，那也首先应该声讨受与的一方才是，不干小陈什么事，更和诬什么的搭不上界。
大凡这些闲人书生，长于纸头上的摆弄，好为大言，喜谈军国大事，却又往往不得要领，正所谓理论巨人行动矮子也。
当然，桓谭应劭的臆测，推量模拟的未必是小陈原生态的计谋，正所谓国家大事秘不可闻，细节是不方便纠缠的，言之凿凿更是有欠妥帖，但两人的基本思路总归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