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机，因为太后虽然称制，却还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天下已然改了姓，因此异姓不封王的耿耿理由，仿佛躲闪不开的软刀子一般，还得苦苦地挨着。
但孤掌的王相爷如何抵挡得了太后笃定天下的脚步，何况还有陈平周勃这些已经摇动尾巴的老臣子献媚一样的拥戴。不久，太后就用明升暗降的人事安排，将王相爷拜为太傅，去做对朝政没有任何干预能力的帝王师了。王相爷咽不下这口气，托病请求了退休。此后的王诸吕，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如此不难知道，这位被刘皇帝称誉为足以安刘的绛侯爷，实在是在吕太后偷天换日的节骨眼儿上，根本置刘皇帝生前约定的既定方针于不顾，甚至对新主子及时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对天下易主，采取了姑息纵容乃至跟从的态度。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明哲智慧的自保，也许无可厚非，但却也再不配高擎安刘的大旗，充当什么救世的功臣了。
诚然，吕氏集团的最后覆亡，绛侯爷军门一呼，将士左袒，关键时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似乎很像他标榜的那样，所谓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别人远不如他。但这至多就是纵火犯良心发现变身做了灭火的消防员，灭火的功劳究竟是拜赐于当初的纵火劣迹，没甚资格可以夸耀什么安了。正如前人所说：陈平、周勃不以此时极谏而顾阿谀曲从，乃致酿成其祸，他日虽有安刘之功，仅足以赎今之罪耳。（凌稚隆《史记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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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安·安的成本（2）
当然，绛侯们的纵火行径，还可以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进行诠释。譬如在吕太后作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嚣张时期，作为刘氏的忠臣，有必要潜伏爪牙先行忍受，等待时机一旦来临，再去将刘氏的天下还给刘氏。只是绛侯爷们的忍受，几乎是在抖着拥戴的机灵，替太后的变天推波助澜，这样的忍受潜伏，实在逼真得令人无法相信那究竟是否忍受潜伏。而且，正是在这种逼真忍受潜伏的氛围烘托下，太后她老人家对刘氏子弟实施了肆无忌惮的剃刀式的荼毒，刘氏子弟批量凋零，可怜高皇帝，拼了自己的性命扫除掉异姓诸侯缔造的稳定江山，却被枕头边的贴身老婆，进行了另一番的异姓宰割。
用这样惨痛的成本来成就对刘氏的安，不知地下之高皇帝当做何想，或者如王相爷所指出的，承担安刘重任的绛侯们对刘氏子弟的如此破费，将何面目见高帝地下。
再者，后来的诛诸吕，未必仅仅是安刘这么纯粹的单一目的，或许更根本的，恐怕还有针对吕氏集团的种种不满，而非对其外姓干政的违反原则，否则就不必等到吕后死掉才来讲究那些原则了。
说到底，安刘个案，立论原在刘皇帝。而大凡长官乃至最高长官，往往喜欢苦大仇深的卑贱人。这样的人得骂就骂，之后却面不改色，了无挂碍，继续死心塌地，骨子里就是皇上那一屁股蹲儿的，因此很容易成为亲信死党甚至奴才。所以高皇帝对他们，不能不投以另眼的看顾。譬如定天下之后的杀功臣，一般并不会将绛侯爷之流列入名单的，甚至屠杀异姓功臣的队伍里，往往是他们作为心腹大将挂衔的。这道理或许也可以这样替刘皇帝着想：绛侯爷这些在司马太史眼中鄙朴凡庸之人的功名，往往都是因刘皇帝而起的，没皇上便没他们的今天，所以原则上理当属于忠心；而韩信英布这些志与众异之辈，刘皇帝的江山则是因他们而得的，没他们便没有刘皇帝的今天，所以原则上他们才该是不安分的。因此安刘的重大历史责任，刘皇帝只能安排给绛侯爷这样的人了。
诚然，天下姓刘还是姓吕究竟哪个更合适，在后人以及当时的百姓看来，也许无关甚紧要，安不安刘的，也许不是什么天大的攸关事体。司马太史就曾高度评价吕姓时期道：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样的班班业绩，应该说起码不输于高皇帝时期什么，或者说各有千秋总是可以的。不过，这于安刘，似乎是另外一个话题。终究，在高皇帝对绛侯爷期许的安刘契约中，在乎的仅仅只是刘氏血统的延续与否，而绝对不允许比较刘氏与非刘氏统治水准的高下。
至于绛侯爷的重厚少文，或者世家里评价的所谓木彊敦厚，自然和他早年外来拆迁户又从事编织竹篾苇篾的养蚕用具以及为人吹箫从事丧葬帮工之类的卑贱出身大有关涉。更可贵的是，绛侯爷对诸生说士的态度，也十分的蛮横不客气，这却和高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