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
但事实证明，该可能基本只存在于理论上，如张郎中建议的那样观变未尝不可，若妄动杀机，痛下绝手，却实在有清除异己将高皇帝老部下一锅烩的狼子居心。这位名字叫作野鸡的山东娘们儿，如此作为，不能不说她改天换地之心，早就存焉。该居心终于因为另一位也叫食其的郦姓人的弟弟商将军，及时用危言向那娘们儿晓以利害，方才作罢。这位也是开国功臣的商将军，似乎总是充当关键时刻压塌骆驼的那根稻草，后来绛侯爷的安刘行动，其中也有他不可或缺的帮助。
如此看来，呈献给甲方的奠基礼中，对乙方也是包含相当合理成分的，似乎哪头也不是错，算得上是出其左右皆逢源了。
而提出如此建议的辟彊侍中，不过年方十五，居然有如此的气魄。也无怪，因为这小张，原来竟是留侯张良的儿子，果然不愧名门之后——只是这不愧，说起来有些不明不白。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作为辟彊侍中伯叔辈的丞相，老谋深算，居然也从善如流地采纳了小张侄子的建议，足见这建议的越发合理。按照《汉书》的说法，此处的丞相，并非是们，而只是左丞相陈平。不过，按照权限顺位，右丞相王陵更是有资格下最后决心的人，所以即便是陈丞相主持，王丞相也起码是默认的姿态才成。也许大家如此的态度，其中或有顾及留侯的成分亦未可知。毕竟，这时候，在吕后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的强制劝说下，留侯已经放弃辟谷轻身，正在家中休养。
我的名字叫安·安的成本（1）
接下来的事，似乎更加顺理成章，和平演变之后，太后不但痛快地哭了出来，而且在大赦天下之后，立了个孙子做傀儡，然后亲自称制，号令一出于己。
称制后吕太后第一个要做的大动作，便是动议封诸吕为王。这里便遇到一个难题，也即所谓高帝刑白马盟事件。据说在这个事件中，高皇帝曾歃血盟誓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如此重大事件，却不见于刘皇帝的本纪，也没有语在个什么其他的地方，只是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序里，有一句：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因为刘皇帝的汉朝，封赏功臣的标准是，大者为王，小者为侯。功臣去路，无非这两项。但这里的口气，却只是叙述事实，而并没有明白昭示是盟誓事件的相关记录。不过，基本原则显示，高皇帝在剿灭了那些个心腹祸根之后，的确在正式场合立下过如此规矩，为的自然是提防后患。然而后患果然来了，来得还果然是后添的患。
太后自然清楚这个经过歃血仪式的规矩，但依然动议，足见她的决心。当然，高皇帝尸骨已寒，说过的话算与不算，就看怎么理解了。譬如右相王陵，虽然默认了诸吕为将，但论到封王，却不肯含混暧昧，毕竟，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所谓的原则问题，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也未必就一定是什么大是大非。以设身处地的具体人情而论，原则总是可以通融的。毕竟江山是皇上的，吕即刘也，两公母还不是一家嘛，所谓陛下家事是也，不干大臣们什么事。因此，怎么个理解法，彰显的就不止原则了。譬如同样的问题在左相陈平和绛侯周勃那里，得到的答复则是：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
这样的答复，体现的果然是对原则问题的迥然理解。给子弟封王，乃是在天下笃定时候的必然过程，所谓家天下者是也，天下不封给自家子弟，也就不必舍身博命地去赢取天下了。既然是个必然过程，那么，高皇帝做得，如何高皇帝的嫡亲老婆就做不得？从太后的身位看来，诸吕正是嫡亲的子弟，哪里是什么异姓呢。该说这个关系梳理得十分顺畅，但却在暗中表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两个老臣的心底里，已经承认了太后对天下的合法掌控，或者说，他们是在暗示，对太后于刘姓天下事实上的改朝换代，他们是不争地赞成的，起码是没有什么异议地予以接受了。
其实，王陵的说辞当然是借口，所谓异姓不封王，乃是高皇帝就功臣而言，未必可以拿来限制外戚。王相爷祭起的原则，其实是在以不抵抗的姿态对太后的改朝换代实施抵抗，也就是不肯承认已经称制的太后是天下的新主子，异姓不封王云云，乃是在强调，太后不过是刘氏天下的暂时代理人而已。用这个原则规范封王诸吕，该说王相爷也是暗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