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的大力协助乃至主持下，三人和臧荼皆以谋反的罪名，次第被刘皇帝收拾，韩王信则逃入匈奴，加上自己死掉的张耳吴芮，异姓诸侯的隐患，基本被剿灭干净。他们的封地，也随即收回，纷纷转入刘姓子弟的名下。鉴于这些异姓祸根的心腹之痛，每次的政治计谋，刘皇帝几乎都亲历亲为，军事行动，更是御驾亲征，大约如此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交给别人，他也未必放得心下。
英布是最后一个被剿灭的祸根，平叛之时，刘皇帝更是抱病而往。这个脸上黥着金印的骊山苦役犯，早年是刘皇帝老冤家项羽的得力悍将，排兵布阵也得其真传，酷似那老冤家，着实让刘皇帝看了闹心。不过，尽管苦役犯麾下兵将素来精锐，终于也和项老冤家一样，为刘皇帝所灭。但刘皇帝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亲临战阵时，被苦役犯方面射来的流矢所伤，在家乡唱完安得猛士守四方的慷慨句子后，病情渐渐沉重起来。这时，异姓王爷们的确剿灭殆尽——准确的说，还有一个长沙王吴芮的儿子吴臣硕果仅存，但他势力最弱，已经算不得什么患了——刘皇帝起码对此可以安心了，只是他的生命也随之消耗干净。看来心腹之患，也是需要用心和腹作砝码豁出去才消除得掉的。
在吕后的本纪里，司马太史曾有比较高的评价：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自然会遭到后人的批判，以为她诛大臣多力无疑，定天下则未必。其实对功臣实施的诛戮，本身也就是定天下的一个部分，这一点，起码在刘皇帝的观念里是能够得到相当认可的，否则刘皇帝就没必要殚精竭虑乃至赔上性命地剿灭那些个异姓王爷了。
在刘皇帝弥留之前，吕皇后进行了例行的国务咨询。对丞相的后续人选，刘皇帝在遗嘱中排出了若干顺序，之后专门提到军事长官的重要安排：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这是相当著名的一个人事安排，尤其对周勃的评语，更是绵绵流传。刘皇帝此言一出，周太尉基本定格在安刘柱石的标准结论上，从此成为安刘之不二代言，千古之下，他都足以顶着钦命，自豪地声称：我的名字叫安乜。
然而，周太尉对刘氏天下的所谓安，虽然得到刘皇帝的预先肯定，实际却并非一团赤胆，毫无杂质，内中其实颇有些不尴不尬的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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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安·奠基礼（2）
所谓安刘命题，自然主要围绕在吕皇后对国家政权的干预上。在亲生儿子孝惠帝即位后，吕皇后——这时应该叫太后——虽然对同姓诸侯进行了局部裁切，但基准原则还可以归结为以儿子为中心的政权巩固工作，只是手段的刚毅已经令人眼界开阔，譬如鸩死和准备鸩死赵王如意和齐王肥，用截断肢体挖眼熏耳灌哑药等外科手术变戚夫人为人猪。
更剧烈的措施还是在孝惠帝死掉之后。吕后本纪里的描述是：发丧，太后哭，泣不下。所谓哭而泣不下，是说哭得不够痛快。这时，一个叫张辟彊的侍中，就此向王陵陈平两位丞相发问：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侍中是皇帝身边的人，宫中信息的吸纳自然有天然优势的管道，因此两位丞相不免请教。辟彊侍中的建议是：
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
这建议的立足，听起来似乎是替以两位丞相为首的诸位大臣免祸，属于给出路的主意，可仔细再看，却不难发现，这是在为吕氏家族的进入中央机构修桥铺路。如果说诸吕拜将可以解释为对太后的一种安慰的话，控制南北军，则几乎等于在不流血的状态下发动了一场政变。因为南北军是拱卫帝后两宫的近卫部队，对政权中枢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所以后边诸吕的居中用事，在掌控南北大营的前提下，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本纪里说，吕氏权由此起。这样看来，上述建议，简直就是为吕太后日后改天换地的大事业献上的一份奠基礼。
当然，不能说辟彊侍中的话是无风起浪，譬如所谓吕后之于君等的畏与祸。早在高皇帝驾崩时，吕后便秘不发丧，与老相好审食其商量，准备借机除掉包括已经钦定为安刘不二人选的绛侯在内的诸将，理由是：
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这样的推测，果然理论上能够成立，后来孝文皇帝接到绛侯爷们安刘之后送达的即位通知时，手下的郎中令张武，也曾说过内容相当类似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