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人无定见，事无定评，公众舆论混杂。吉田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他自己的直觉办事，就象他的岳父牧野伯爵所称赞的：“茂可能缺乏吸引人的个性，但他是个有主心骨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可信赖的。”
他没有象康拉德·阿登纳不信任德国人那样猜疑日本人。
他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谴责了本国的帝国主义小集团。首相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事实上，吉田对他的国家的人民是绝对信赖的，而且坚信只要他们的领导是坦诚的，他们就能够重建家园。
他经常戴一顶贝雷帽，穿一件长披风，在东京的街上散步，听听人们说他些什么。他很少被人认出来，而且不只一次地听到人家说他是“光杆”首相。他没有把这种说法看成是侮辱。对他的战略进行批评的，大多是少数党人，因为他们首当其冲；其次就是来自反吉田的新闻界。人们发现他是意气风发的，甚至是有趣的。另一些政治家则纷纷指责他辱骂国会中的一位反对派是“混蛋”。但是，一位美国记者写道，一个人如果称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是“八格牙路”，得到的可能是“咧嘴一笑，而不是皱眉头”，因为人们有时不外是把它当作口头禅而已。
吉田对他的下级，有时也象对待政治上的对手一样强硬。
有一次，他为威廉·西博尔德举行宴会，也邀请了一位即将到美国任职的日本外交官员参加。这位官员和他的妻子提早离开了宴会厅，以便赶上回郊区家的末班火车。几天后，西博尔德获悉，因为这个人先于贵宾离开宴会厅，吉田已经取消了对他赴美工作的任命。吉田认为，这位外交官的做法，对于日本绅土和即将担任日本驻外代表的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尽管他有时是专横的，但他还是具有在做出决定之前倾听专家和顾问意见的好名声。他不是那种面对新的情况或有益的争执却傲慢固执、不肯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他尊重在某一领域经验比他丰富的人。例如，吉田知道他自己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大内行。于是，他象艾森豪威尔一样，在经济方面更多地求教于商业家，而不是官僚。实际上，他是少数几位任命商业家参加内阁的日本首相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象戴高乐和阿登纳一样，善于选择能干的财政部长——池田勇人即为其中之一。
他是受吉田保护的人，后来也当上了首相。
吉田虽然缺少经济方面的知识，但他具有抓住基本经济问题的某些直觉。例如，他确信日本必须使其工业基础现代化，才能在战后的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是对的，“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空袭，日本被夷为灰烬，”他曾经恶作剧他说，“如果日本现在引进新的机器和设备，它会变成一个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战胜国的、光彩夺目的国家。为了拆除机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个破坏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吉田虽然爱开玩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从1953年我与吉田在东京的第一次谈话，到1964年他在大矶请我吃饭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在私人场合的表现与他在公开场合中的暴躁的样子截然不同。在私下的谈话中，他才智敏锐，善于使人消除疑虑。他的话语对于不习惯枯燥乏味的、日本式的幽默的西方人来说，有时是很难立即领悟的。
1953年，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吉田冲着坐在他身边的尼克松夫人说：一艘美国驱逐舰已经停靠在东京湾，“请告诉我，他们是来保护你们，以免使你们受到我们伤害的吗？”
这位首相由于板着脸，又蓄着朴素的平头，起初看来似乎很严肃。当我们发现他的眼睛闪着光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时，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在外交场合中，吉田经常说实话。战后，许多亚洲国家吵吵嚷嚷要求赔偿战争损失。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可能心里确实也有这种打算。首相对此采取了攻势。
“我期待着您的到来，”吉田和颜悦色地说。“从你们国家经常刮来的台风，已经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正等待着您的到来，以便就你们的台风对我国造成的破坏要求赔偿。”
说完，吉田开心地笑了。苏加诺一生中很少象这次一样，完全怔住了，决定不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吉田以其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的自信和某种近乎天生的优越感，饶有兴味地管理着国家，过着日子。每天早晨刚到六点钟，他就在首相官邸散步，用镰刀割去他心爱的盆景周围的杂草。娱乐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活动。他是一个天生善于讲故事的人，又是一个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