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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十一月的大选以后，他又给我写来了一封非常有礼貌的短信，说大选的结果是“令人悲伤的”。他还说，希望我会再度返回“国内和国外的”领导岗位。那时我特别感谢他的短信，因为他这种友好的表示是在我被击败时发来的，这比我获胜时来得更有意义；况且此后他也没有必要再作出这种表示了。吉田执政之时，就已经成为一名顽强的、老练的政治家。
他的敌人把他斥为冷酷无情和自私的人。但我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我处于逆境之时，事实向我表明，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我对此是十分珍视的。
1964年的一次会议以后，我在大矶最后一次见到吉田。原定那年春天召开的这次会议，由于命运的两次不幸的捉弄而被推迟了。那年春天，我准备出访远东；吉田也邀请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但在四月五日，即我将到达东京的前四天，麦克阿瑟去世了。吉田和阿曾夫人立即到美国参加他的葬礼。当我再次访问亚洲时，宴会重新安排在那年的十一月。
我们乘车行驶四十英里去大矶，交通比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还拥挤，使人神经极度紧张。这次旅行虽然有许多麻烦，不过述是很值得的。吉田穿着和服在门口迎接我。在我们以前的会见中，他总是穿着西服，还特别喜欢露出维多利亚式的高领。
第一次看到他穿着传统的日本服装，使我再次觉得明治维新的这种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方影响的混合体。我认识的所有日本领导人中，吉田似乎是最西方化、又最日本化的。后来我得悉，三十年代，麦克阿瑟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有时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也穿着和服。
吉田的家宽敞舒适，但并不豪华，从那里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壮丽景致。阿曾夫人再次担当我们的女主人，举止优雅。房间的装饰和陈设，反映了日本人通常有的、对协调和均衡的审美观。但就吉田家的情况而言，这又是东方事物与西方事物之间的均衡。西方的著作和日本的工艺品井排放在一起。吉田睡的是榻榻米而不是床，但在我们吃饭的平台上，用的却是西式的桌椅，而不是矮腿的日本式桌子。就连他招待我们的饭菜，也是日本菜和西式菜兼而有之。
在涉及到世界性的、内容广泛的交谈中，吉田追述起他与牧野伯爵的凡尔赛之行。在议论到我在1953年关于重整军备的讲话时，另一位客人弄错了日子。我还来不及说什么，吉田很快就纠正了他。我想，这个讲话给他的印象，一定比他当时流露出来的反应深刻得多。
他对戴高乐以及我对这位法国领导人的评价表示出特殊的兴趣。我告诉他，我不完全支持戴高乐的国际政策，特别是他在如何对待北约上的矛盾心理。我建议说，用特殊的、日本式的术语说，戴高乐在国际问题上“采取高姿态”的做法是可行的，因为他在国内获得了成功，很有声望。我接着说，就日本的经济力量而论，象戴高乐一样，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也处于可以采取高姿态的地位，这为日本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我明确地表示：我确信，“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和军事上、政治上的侏儒”。就象他在1953年所作出的反应那样，他有礼貌而坚定地避开了我的建议。
回顾1964年我们内容广泛的谈话，其中最重要的话题还是中国。这是十一年前的1953年我在东京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谈过的话题。在那一次，由于当外交官而成为“中国通”的吉田告诉我，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对它一直深为尊重。他相信，正如没有哪个侵略看曾经永久地征服过中国一样，共产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企图消除孔夫子多少世纪以来的影响的做法，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吉田说，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3年暂时的黯然失色了，但是，他们终究会胜过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
然而，吉田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蒋介石仍然可能在中国大陆发挥作用的观点。吉田争辩道，虽然蒋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学者，但他疏远了知识分子，这在政治上是无可挽回的致命之处。
在这一点上，吉田与裕仁天皇的观点不一致。我这次访问见到裕仁时，他依然坚决支持蒋介石。
吉田与中国在哲学方面几乎具有天生的亲缘关系。这使他相信，增加中国与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