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会使中国抛弃共产主义，支持自由事业。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热忱地相信，潜在的敌人之间的贸易会导致和平。他还认为，中国介入朝鲜，这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担心其边界可能受到威胁。他相信，中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只会反抗侵略，不会发动侵略。
在美日和平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之前，吉田由于对北京持有上述的态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开与大陆的关系。参加条约谈判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诉吉田说，如果他承认中国，参议院就可能拒绝这个条约……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朝鲜和美国人作战……首相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我1953年访问日本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当时预言，对于他任何可能作出的、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近的行动，美国都会作出强烈的否定的反应。吉田对我的预言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显，我没有动摇他对与北京重修旧好的意见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话，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这样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与我会见的议程中，中国问题仍占很重要的位置，这就不足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们对那年一月份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表示担忧，因为事前戴高乐并没有通知日本。吉田问我，美国是否也会这样做。当我说我不能替约翰逊政府回答这个问题时，前日本驻美国大使朝下幸一郎说，他在华盛顿有点令人伤心的经验：当美国官方宣布与日本有关的政策决定时，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预言，在将来某个时候，美国会不通知日本就直接与中国谈判。我有点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进行导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布我将于翌年访问中国的消息的谈判时，讨论的情况不得不对日本及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为任何泄露都会破坏这种刚刚开始的行动。当我宣布这一决定时，它在日本马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尽管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此次向中国打开大门是触发中日于1972年9月恢复邦交的火花，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多年以来就在进行贸易和非正式接触了。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们……时常访问中国。因此，这两个国家建立官方的关系，与其说是尼克松冲击波造成的，毋宁说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预见到的两国逐渐和解的必然结果。
吉田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政府的连续住等问题……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领导人着手进行，由另一位领导人完成它。我的拜会结束后，吉田陪我走向门口。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吉田上述的想法显得更加清晰了。当时我对他说，我期望再见到他的那一天的到来。他笑着回答，“不，我想不会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还很年轻（那时我五十一岁），你将来会走上领导岗位的。”
我见过的所有领导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样，都是虽然年事日高、却越来越优雅大度的人。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虽然下野了，但由他选定的、现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见的领导人继续推行着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内心是安宁的。
他确信，自己去世以后，他的优良政绩仍然会传于后世。
吉田1967年死于大矶，时年八十九岁。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池田首相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飞回日本，来到大矶，当着众人在他的导师的遗体前痛哭。几天后，日本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国葬。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却是白白地度过了。他的智力没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按理应该得到应用的智力并没有得到应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斗争使他的名誉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间，在共和党竟选总统候选人时插了进去，参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国性无记名投票中，他仅得到了丢脸的十一票。他1951年从朝鲜回来后，又向议会发表演说，并在国内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开展反对杜鲁门的亚洲政策的活动。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麦克阿瑟公开偏袒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不拥护艾森豪威尔。在六月的芝加哥大会上，他被选出来为大会的讲话定调子；我们这些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的人，当时对他的讲话可能会在代表大会上为塔夫脱拉选票这一点甚为关切。这位将军本人甚至认为，代表们可能会转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马”候选人。
但是，这次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