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了解亚洲和麦克阿瑟本人，或是不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懂得麦克阿瑟的命运就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为此奋斗了二十年。
作为麦克阿瑟的钦佩者，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象他这样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为何在美国知识界中却是如此不受欢迎。在麦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扰着他的那些恶毒的攻击，可以部分地用布莱克勋爵为迪斯雷利撰写的古典传记的跋中的话语来解释。
布莱克勋爵指出：虽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却同样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评。他写道，“事实确实是，他们两人虽然风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时，象大多数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管理国家的、有才华的人一样，他们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恶，为构成人类的大多数的庸碌之辈所不信任。”
如果麦克阿瑟隐退以后，到他从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宾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会那么空虚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记住他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岁月的人们，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宾进行激动人心的旅行时获悉，菲律宾军队在每次集合检阅时，都要呼唤他的名字，并由一位军上接答：“精神永存！”许多美国人赞扬麦克阿瑟对日本人袭击珍珠港进行复仇的行动。然而，不论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南朝鲜人，都没有把他看作一位复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从极权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中获得自由：使菲律宾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获得自由；使南朝鲜人民从共产党人手中获得自由。
在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麦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时代的错误。但是，纵观他在亚洲的整个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本世纪初期，他随他父亲去远东旅行后，就推测日本可能打算统治它的邻国。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益增长的威胁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进步的改革，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华盛顿坐办公室的官员们为美国占领日本所描绘的蓝图。在朝鲜，他知道共产党人不仅是为南朝鲜而战，而且是为了控制整个亚洲而战。
他关注的问题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贯注于日本对远东的威胁，在战后又全神贯注于别国对日本的威胁。在他管辖日本的五年中，出现了两种表面上看来都自相矛盾的议论：第一，麦克阿瑟虽然精通于战争，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献身于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当然，第一种说法确实不是荒唐的。那种认为士兵们和将军们由于本性难移，使世界处于持久的交战状态的想法，从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学上的一点残片了。正如麦克阿瑟1962年在西点军校的极其动人的告别演讲中所说，“军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为他们必须经历和忍受战争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
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没有人被授予绝对的权力。
为了防止滥用职权，民主国家里的政权被分散到社会的不同部门中去。然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时却拥有绝对的权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时事评论员就占领日本问题写道，“麦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采取暴力、专制和经济混乱的方式，一定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主的、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这政治家是在有意识地开玩笑，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说对了。日本人学得很快，不久就学会死记硬背地谈论民主的抽象原理。当然，要他们从心眼里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让·雅克·卢梭面对着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问题，写道：人们……是不会用抽象的观，点来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不会快乐；为了使他们热爱幸福，必须使他们感到幸福。这就是英雄施展才干的一种职责。……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早期提出来的。它的价值必须由某些聪明的、具有远见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输下去。
就日本而言，麦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热爱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视自由，并且因此而愿意维护自由。事实上，在现代政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象麦克阿瑟一样更近似于半神式的、被称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个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远见和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自重新创造社会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