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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摇摆在结盟和孤立主义的边缘上。在这样的时刻，当事件可以向这个方向也可以轻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个以中世纪初的欧洲的蓝图的现代欧洲的理想的阿登纳准备成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他1953年访问华盛顿后到1961年前，他曾先后访美达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访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异乎寻常地富有成果。他发觉美国政府比英法更坚决地接受他的西欧防务的想法。1954年，法国反对建立欧洲军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最好的欧洲人”是在美国。
他与杜勒斯的关系十分亲密，因为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虔诚地信仰宗教，都有从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实于他们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国际主义者，从容地致力于为反对专制主义的蔓延而斗争。正如阿登纳的传记作者特伦斯·普里蒂写道，“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共产主义的仇恨。”
阿登纳从未承认过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称之为“苏联区”。他不相信苏联人关于他们想要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统一的、中立的德国政府的说法。首先，阿登纳知道苏联人从不允许东德进行自由选举。其次，他相信在战后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选择中立会保持长期的独立。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坐在两把椅子之间。”
在国内，阿登纳受到了对手们的严厉批评，他们坚持认为他应该更积极地响应苏联人就统一问题偶然提出的倡议。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强他自己坚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杜勒斯和我在一个关键性的信条上是一致的：决没有不报以让步的让步。我们被指责为顽固的和一成不变的，并且整个世界都在要求我们应该更灵活些。”
《纽约时报》赫赫有名的记者苏兹贝格有一天在波恩请阿登纳说一说谁是他迄今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阿登纳走到他的书桌前，拿起一张镶有镜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时的照片。这是阿登纳与他这位朋友活着时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位总理把照片递给了苏兹贝格，并说：“就是他”。当苏兹贝格问他为什么挑选杜勒斯时，阿登纳国答道，“他思想明确。他事先深思熟虑，对未来有远见，他说话算数：他信守诺言。”
有些批评家认为，杜勒斯和阿登纳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密切，以至于使他们两人对苏联的那种毫无道理的僵硬态度有增无减，并认为杜勒斯与这位德国领导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国国务院为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服务。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难得的友谊产生于与他们关系重大的问题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们两国对抗苏联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无法治愈的癌症。他最早告诉的人中就有阿登纳。杜勒斯死于五月，八十三岁的阿登纳飞到华盛顿，参加了葬礼。
1959年杜勒斯的葬礼使世界上许多有声望的人物云集于华盛顿。出席人数创了纪录。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钦佩他。阿登纳则是少数几个热爱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国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这种无稽之谈一样，关于德国人是天生地禁欲主义的和缺乏感情的说法也是纯属虚构。我的体会是，不论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国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纳当然属于这种类型。当他向我讲到对杜勒斯的爱慕和敬仰时，眼中流着泪水。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他的角色。”
恰如许多人发觉阿登纳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样，还有许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动纲领几乎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时，认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奥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伦诺·克赖斯基，有一次说话过火时曾称阿登纳是一个无教养的人，几乎说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确实，阿登纳的讲话不象麦克阿瑟那样对文学和哲学引经据典，那样富有刺激性，也不象戴高乐和邱吉尔那样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他告诉我他写回忆录实际上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才承受下来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养的，见识广博的人。与克赖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经常读书，特别是阅读历史著作；我是从与他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