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交谈中知道此事的。当他度假时，他总是随身带着大量的古典音乐唱片，其中他最喜爱的是舒伯特、海顿、贝多芬、维瓦尔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华的业余园艺家著称。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荷兰名家作品的鉴赏权威。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负责人曾经以羡慕的口吻说，如果他必须寻找一名替换者的话，这个人就是阿登纳。
在杜勒斯葬礼后的早晨，阿登纳和我在国会山我的办公室见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华盛顿我们的家中为他举行了晚宴。在我们的谈话中阿登纳从未说过英语，但是我可以说他懂得不少英语。象戴高乐一样，有时当他觉得译员没有把他讲话中的细微差别恰当地表达出来时，他会纠正翻译。
晚宴上我们的谈话转到了严峻的竞选运动和国外旅行。他突然问我：“你睡得好吗？”我对他说，当我脑子里考虑许多事时很难入眠。阿登纳说：从年轻时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回答说：“我吃安眠药，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问他当安眠药不起作用时怎么办。他笑了笑说：“我去找大夫开另一种安眠药。”
他的授权的传记作家说，阿登纳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纳粹时开始的。在他任总理时，早晨六时起床，早在家人们尚未起床前，独自一人坐在乎台上或在花园里，聆听鸟鸣和观望初升的太阳映在艾菲尔山顶上的光芒。他说，这样就弥补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纳有时早晨带着一支铅笔和纸去浴室，因为在他刮胡子时，经常有好主意。早餐后，读晨报，和家人谈一会儿话，九点五十分他离开家门，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级的石台阶，穿过他的丁香和木兰花灌木丛，高高兴兴地向那些记者、警卫和园丁们打招呼，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后上他的轿车。阿登纳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样，喜欢开快车。
他常常在十分钟内到达他在波恩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们可以根据他准确的早晨的常规活动未校对他们的时钟。
阿登纳象戴高乐和吉田一样，是一位格外忠实于家庭的人。他的生活两次遭到极其不幸的打击。他的第一个妻子埃玛久病之后于1916年死于科拢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里，阿登纳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边，陪她说话和给她念书直到她入睡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岁时，他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名叫古西·青塞尔的女人，约翰·麦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结了婚。1944年，当阿登纳躲避纳粹时，他们逮捕了古西，把她关在装满了妓女的牢房，然后残暴地审问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当局威胁说要把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利贝特也关进牢房时，她才软了下来。
古西于1948年死于白血病，一再丧失亲人的阿登纳就再也没有结婚。他抚养他的七个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时候家里对他一样：家教甚严而又十分钟爱。他的一个儿子说：“父亲在家里把民主搁置一边。他用强硬的手腕治理我们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树必须移栽的话，只有他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和移栽到什么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时，也必须经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国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就是这么回事。”
古西死后，阿登纳出访美国时经常由一至数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儿子保罗和女儿利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举行的晚宴。
阿登纳于1955年秋访问了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而我正在准备七月份我自己的访问。我请教了许多俄国问题专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过他——在那天晚宴上我专门了解了阿登纳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纳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纳去莫斯科是想要缓和苏联对联邦共和国的好战状态，也许还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但他确实得到了释放一万名德国战俘的收获，他们在苏联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苏联和西德的外交关系作为交换。
他怀着一种恐惧感从事这次出访使命。阿登纳认为，苏联代表了无法改变的无神论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世界上尚未见过的那种制度。赫鲁晓夫的粗鲁更增添了阿登纳的恐惧。他告诉我他必须使自己坚强些避免在这位苏联领导人面前显得体力不支。
赫鲁晓夫与阿登纳在一起时确实经常进行恫吓，表现无礼，在某一个观点上他大喊大叫说什么“资本家烘烧共产党人，把他们吃了——还有什么，不放盐！”阿登纳通常以钢铁般的忍耐来降服他。但是，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