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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完全意识到苏联的力量，但愿强调一下，要在核子时代谈论边际差别，不管怎么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本性的要害是怀疑心重。我们离开家庭模型之后，百事可乐公司国际部总经理唐纳德·肯德尔向他敬了一杯该公司生产的饮料。他怀疑地注视着这坏饮料，要等我先尝之后才敢喝。等我品尝之后，他就直着喉咙，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光了。
我和赫鲁晓夫在所谓“厨房辩论”中的相会，使我确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者。他从来不只满足于他说他的一套，而让我表达我的一套。他迫使发生争论，以便威吓我向他屈服，并胁迫我保持缄默。他不是通过辩论的逻辑，或者说话的口才，而是靠他那种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力量和威胁而取胜于对方。
这种性格描写对那些最了解赫鲁晓夫的人来说，似乎有些粗糙。是赫鲁晓夫开创了尽人皆知的“解冻”这个稍许缓和了一点的新闻检查时期，又是他揭露了斯大林时代非正义的屠杀。
但是，任何这些事件都不能证明对他的这种性格的描写是不成立的。相反，这两个事件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在“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允许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更大的自由表达的权利，但他为自己保留了这种特权，即他可以决定什么可以批评而什么不可以批评。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恐怖活动是对文艺方面一律加以批判，而那些流传到赫鲁晓夫时代的东西则不然。赫鲁晓夫严格地强制实行他的文学方面的原则；他明白，允许知识分子有点自由而不出现滚雪球现象是多么困难！有一回，他对一些作家说，1956年，匈牙利政府如果简单地枪毙几个煽动不满的作家，那么就可能因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而使匈牙利革命受挫。他边冷冰冰地凝视着这些作家，边说，如果类似情况发生在苏联，“我的手不会发抖。”
同样，在1956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由于新近发现了道义上的急剧反应，赫鲁晓夫并未谴责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他把这作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赌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特意这么做的。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从未谴责过斯大林残忍的本质。他赞许地提到，列宁“无情地和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他甚至讲得更远，以至于把消灭“右倾分子”列数为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的“功绩”。他只谴责与他的政治对手有牵连的那些罪行。事实上，他正是通过歪曲斯大林的清洗历史来进行他自己的罪恶活动。
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符拉第米尔·布加伏斯基报道说，当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有人从听众席中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通过扩音系统把条子念了一遍，并且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谁就站起来。”一、二分钟后，很清楚，没人打算走上前去。赫鲁晓夫决心回答这个问题，说：“好吧！我当时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这则轶事可以说是不足为信的，但无论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它都生动透彻他说明：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同时，他基本上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中消除了斯大林这个妖魔，但他从未清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在厨房模型里的热烈辩论后，他使自己变成一个友好、欢宴作乐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午餐会上，他竭力劝我们和他一道按照俄国传统的做法在干杯后把香槟酒怀扔进壁炉。他也不再坚持要求我们在剩下的访问期间乘坐俄国飞机，而主动提出让我们使用自己的飞机。
这些说明了赫鲁晓夫为了消除敌意而改变其步调。尽管他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个人关系上可宽以待人。如果在讨论重大问题上，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能换来那怕是微弱的优势，他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他是政治家风度的一个铁一般原则的活生生的实证：良好的个人关系并不一定导致较好的国家关系。
但是，赫鲁晓夫知道，这一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整个时期最冷酷无情的领导入之一约瑟夫·斯大林在利用具亲切和魅力作武器方面，做得十分露骨。赫鲁晓夫和其后的勃烈日涅夫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后，我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哈里·杜鲁门有一次把斯大林称为“好老乔”。然而，尽管他们两人经过周密计划后表现出了热情，俱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任何实质性让步。
在美国大使为他举行的正式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断地用他的献媚来博取我的欢心。在整个晚宴期间，他富有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