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还驻有全部现代化的四十多个师，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周恩来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死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认识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邻国中，美国是现在或将来都不想反对中国的唯一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国的北方死敌的国家。
上述格局为中美恢复邦交准备了条件。这并非由于这一方喜欢那一方的哲学，而是为了维持力量的微妙平衡——这对中美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正因为如此，当周恩来获知我们希望重新打开两国关系的信号时，他就象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行动了。
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经警告一位美国谈判看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但当我们和周恩来接触后，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所说的那种毫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的敌人：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中国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们。
我们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分歧，而不是扩大分歧。中国领导人想要摆脱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敌视和包围的处境。我们也看得出来，中国政府急于结束这种“愤怒的孤立”状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三角外交将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机会。虽然中美复交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们必须在联合公报中阐明我们的关系，并解决许多技术性的问题。
在谈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来突然放弃由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外交立场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对基辛格说过：“舵手必须顺水行船。”
当我和周恩来讨论美军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这一问题时，我知道这是个尤为敏感的问题，并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和废除美日共同防务条约。于是我指出，即使我们的政策违背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但这实际上还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在谈到苏联时，我又说：“美国可以从日本水域撤出，但别的国家仍会在那里渔利。”我继续说：日本要么应该寻求同克里姆林宫和解，要么应该重新武装自己。
我知道，周思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又不会明确表态。果然，他以一种特有的微妙姿态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变了话题，对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评论。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清楚周恩来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进午餐、晚宴和其它公开活动之外，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中，我与周思来会晤了十五个小时以上。他有四个特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惊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谈双方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困倦，翻译也显得语调不清了，但七十三岁的周思来却始终反应敏捷，态度强硬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从不离开正在讨论的议题，从不延宕时间影响讨论，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会议上双方对联合声明的措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也不会把问题留给他的助手，而是在当天休息的时间里或晚上，亲自与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就好象刚从乡间度过周末归来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决重大的问题了。巨大的权力和责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见过的其他领袖一样，事先为会谈作了充分准备，只是在碰到高度技术性的细节问题时，才回过头问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经对我说过，周恩来的谈判技巧将会使我感到吃惊。他说对了。我们的会谈既涉及象征性的问题，也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我会见毛泽东之后，和周思来坐下来进行第一轮会谈。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象征性问题，十分巧妙地试探我的意图，以便摸清我这次来中国是否放弃了自己过去强烈地坚持的观点。
周思来说：“下午，您对毛主席说，今天我们终于握起手来了。不过，约翰·杜勒斯可不想这样做。”
“可是您说过，您不想和杜勒斯握手了。”我回答。
“未必，”周思来说，“我倒愿意和他握手。
“那好，我们握手吧！”我说着，把手伸向桌子对面，再次和他握手。
周恩来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