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似乎很感兴趣。他继续说：“当时，杜勒斯的助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于是，他右手拿着咖啡怀。由于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臂。”听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周恩来接着又说：“但是，当时我们也不责怪你们，因为当时世界上流行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明白了，情况并非如此。”
我对周恩来的说法表示同意，说：“我们已经冲破了旧的框框。我们根据每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来看待这个国家，而不是把它与它所属的国际集团混为一谈，由于它们持有同样的哲学观点而把它们说成漆黑一团。我应该坦率地告诉总理阁下，我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任职。观点和杜勒斯先生相似。但是，从那以后，世界已经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改变。”
周思来是强硬和不肯让步的，但在弭合中美两国的分歧方面，他又是灵活的。在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那一段，中美之间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不愿抛弃台湾，也不能抛弃台湾：周思来则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联合公报来肯定中国的这一要求。中美公报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基辛格和周恩来。双方终于达成一项折衷的协议，即双方都用心平气和的词句在公报中阐述各自的立常总是着眼于首要问题的周恩来懂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与台湾问题相比，显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从来不提高讲话的调门，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谈判相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1976年我重访中国时，特意向周恩来夫人谈到她的丈夫给我最突出的印象：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礼，他在“手里有牌”的时候，说话的声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着冷静，我认为主要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但也反映出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周恩来从来没觉得有必要象苏联领导人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在他的助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气概。
周思来的谈话不象毛泽东的谈话那样丰富多彩，但他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有时也有相当生动的想象力。当我们坐车从机场前往北京市内的宾馆时，他言简意赅地说：“您从大洋波岸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联系了。”
周恩来擅长写诗，有时用诗来表达他的感触。在谈到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他希望我能获胜，并提起毛泽东写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词，说：“在这首词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说，那些开拓事业的人，不一定都是收获成果的人。百花盛开之时，也是他们行将凋落的日子。”周思来继续说，“这一次您开了头，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后胜利。不过，我们将欢迎您再次来访问。”
我们在北京的宾馆里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恩来再次引证诗词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在您楼上的餐厅里有一幅毛主席手书的《题庐山仙人洞照》，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您是冒着一定风险来中国的。然而正如诗中所述，在危岩之上，正有着无限优美的风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才，在伟大的领袖们中也是不常见的。最成功的政治，则比优美的散文更富有诗意。
在中国内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和美国调停者之间的谈判，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拖延战术为红军力量的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装出愿意进行妥协的姿态，使蒋介石的美国担保人处于被动的地位。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思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则可能是我们。”这个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却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之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二人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反抗地主和军阀；周恩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则反对不平等和外国侵略。他们两人各自代表着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联合起来的、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力量。
尽管毛、周二人的合作是中国历史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