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我们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必须牢记：他们是对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坚信不疑、并愿意为之而战斗甚至牺牲的革命者。假如我在回答毛泽东时强调需要和平和友谊，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傻瓜。最后，他们会说：如果和平是你们的唯一目的，那好吧，只要你们什么时候投降，什么时候就可以得到和平。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人重申：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利益而斗争。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的、步履瞒珊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象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上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象周思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象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剩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统治与秦始皇的血腥统治相提并论的人，说：“你想把我们污蔑为秦始皇、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国历代皇帝所望尘莫及的。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
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1972年，毛泽东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