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溃败了，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自信。
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另一次暂时的挫折罢了。我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要谈到光复大陆。他的许多助手对光复大陆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从未失去信心。
蒋介石为自己取了“介石”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就是“搬不动的石头”之意。从他的个性来看，这个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没有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决心。他从来不相信应该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们只不过是看起来难以避免而已。经常有人会对某一个社会活动家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些人缺少创造性的远见。他们经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实现的，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以前没有人做过而已。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曾经写道：“敌人总是包围着我，有时他们的力量还超过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尽管蒋介石的性格很顽强，但他还是有很多失算之处。不过，象大陆失守这样的悲剧，也不应该只归咎于某一个人。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在一个假定的战略设想的范围之内，他的判断是敏捷而又果断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这些设想的情况没有变化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人战胜他。但他很难超越这些设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蒋介石的军队出师北伐以用武力统一中国之时，这个国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一部分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一部分处于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蒋介石逐步取得进展，组成了一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若干年后，他被宣布为统一的中国的统治者。
但是，这种统一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蒋介石虽然使他的对手屈服了，但并未征服他们，他同意让他的对于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既臣服于他这位上司，又与他结为盟友，以此保全对方的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马基雅维利也许应该告诫蒋介石：不应该让军阀继续当政和指挥他们的军队。因为这样会使蒋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证。忠诚只有通过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才能够实现。
也许马基雅维利是对的。蒋介石从来没有全面地控制过中国。他的部队穷于应付，以求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他要向中国某个地方增调部队的话，另一地方的军阀就会以脱离政府相威胁。结果，蒋介石一天到晚忙于对付各地军阀提出的挑战。
这使他一直不能让他的军队的将士们复员，更没有集中足够的精力和国家资源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改革。蒋介石最大的失策是：他从未调集全部兵力去对付过共产党。总而言之，他的战略的结局是：顾了面子，丢了中国。
毛泽东没有犯这种错误。他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紧接着又在大陆上的每个地区确立共产党对每一级组织的控制权。
事实上，历史将会把这一成就当作毛泽东最大的成就记录下来。
周恩来在历史上的功绩就难于评说了。在内战期间，他对共产党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49年胜利之后，周思来不过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几个助手之一。他想通过进行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把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融合在一起。但毛泽东在政策上的摇摆多变，使周思来的努力屡遭挫败。
周思来还试图把共产党中国冷酷无情的生活变得温和一些，允许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讨论，给中国社会注入贝克所说的“毋需用钱买来的优雅生活”。周恩来几乎是独力为此而奋斗的。
但他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外交上，周恩来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引导着一个潜在的能力远远大于其现有实力的国家。但是，他从未利用过任何机会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我又见到了他的遗孀。我对邓颖超说，不需要建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周恩来，因为历史学家将会把他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所作所为当作他的遗嘱，以证明他的伟大。当时，我试图概括周思来非凡的经历，说：“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东西更有意义。”
在我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们两人几乎都提到他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余下的时间却很少了。他们一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