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论本国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大谈其对荷属新几内亚——印尼人称之为西伊利安——的领土要求。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苏加诺对伊利安耿耿于怀，这是尽人皆知的。就在这次会见的前几天，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曾经在堪培拉警告过我，要我到印尼以后，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听一堂课。
我总想把我和苏加诺的话题拉回到他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去，但他就是不谈，而是想在越南问题和法国人不义的问题上也给我上一课。当我问他我们在越南该做些什么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也不用做了。由于你们不支持胡志明，已经把这件事毁了。”
六十年代初期，苏加诺下令突袭荷属新几内亚，最后占领了它。但是，他的“辉煌胜利”是一种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胜利。没过几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对伊利安问题大叫大嚷、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印尼共产党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国内的贫穷和动乱、印尼与大陆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加诺愿意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的态度，都使共产党人大受鼓舞。
苏加诺曾经声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时还向我吹嘘过：“我对共产党人并不耽心。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但是，印尼共产党人在1965年还是作了一次政变的尝试，结果被军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人们从苏加诺手中夺取了全部权力，并且在1966年对他实行了软禁。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认识的革命领导人中，苏加诺是能老练地摧毁一种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国家的最好例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是非共产党世界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东南亚其他任何一国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是，它却缺乏合适的领导。苏加诺暂时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问题；他本人则从未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印尼尽管土地肥沃，苏加诺的人民却非常穷困。他不是用物质上的繁荣、而是用他称之为“象征性的空想的富裕”来支撑他的人民。他那从未付诸实现的五千一百页的经济计划共分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条。但它不过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而制订的。
此外，他还象恩克鲁玛一样，任意地、愚蠢地挥霍国家钱财。
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在战后的世界中居于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体上的纵欲，把苏加诺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访问他时，他象谈论挤满了他在雅加达的宫殿的美女一样，肉麻地谈论着革命。他把革命视为一个国家渲泄感情的痉挛，认为它尽管可能造成损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还认为革命应该永无止境地反复进行下去。他曾经说过：革命使我神魂颠倒。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我。浪漫主义使我发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样，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汹涌澎湃，发出闪电和雷鸣。
来吧，兄弟姊妹们，让我们不断地煽动欢跳的火焰吧！让我们变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亲眼看到苏加诺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演讲的情景。他使听众入迷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又象举行仪式似地不断高呼“曼达加”，以此来结束他的讲话——这个词是印象尼西亚革命的战斗口号，也是自由、尊严和独立的象征。群众也一再高声呼应：“曼达加！”
陷于几乎难以置信的狂热之中。我膘了一眼苏加诺：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
苏加诺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铁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见过的最有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家中，有些人谈吐很文静，私下谈话时甚至还有些害羞，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那种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为需要这种品质的场合而存在的。然而，苏加诺却表里如一，身上没有一点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的影子。对他来说，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样重要。这场革命把人们的激情释放了出来，又使人民不顾一切地恣意行动，而苏加诺还要把他的这种革命无上境地继续下去。我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读到，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就立即要求赫鲁晓夫提供款项来建造大运动常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当时，苏联总理则迷惑不解，他原来估计苏加诺会要求提供粮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苏加诺要的却是一
